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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致书院的高才生——安徽籍学子李经邦

时间:2011-03-17 20:56来源:李鸿章故居 作者:帅艳华 点击:

提起近代新式学校,就不得不提及上海格致书院。它是近代中国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实用性人才而创设的新型教育机构,其在办学目的、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的众多创新之处,不仅使它开创了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也成为近代科学教育之先驱。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成为当时的教育主题。基于此,一些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的西方官员、传教士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萌发了在华创建科技学校的念头。1874年,英国传教士麦华佗邀集一些热心此事的人士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创设书院之事。经过两年的筹措以及在李鸿章、李宗羲等官员的大力支持下,1876年6月22日,书院正式成立,李鸿章亲自题写匾额。但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事变动的影响,直至1879年书院才开始招生,“凡聪幼文人有志考求者,皆许来院习学”。这种招生规定打破了旧式书院的地域限制,使其成为一所面向全国的学校。从报名的人数来看,以江浙学子居多,安徽籍学子只占了很少部分。1886年,书院开始举行一年四季的考课制度,主要是邀请热心洋务、懂得教育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命题,考题主要围绕科学、时事与经济。1889年又在季考之外增添春秋两季特课,邀请南北样大臣及海关道出题。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薛福成、郑观应、盛宣怀等都为格致书院出题、阅卷子和评卷,至1894年,格致书院共考课46次,总共88题。命题涉及创设海军、建造铁路、丝茶贸易、国际公约、办理邮政等与洋务相关的各方面的内容。获奖人数共1878人次,在这其中,李经邦算是获奖较多的成员之一。

李经邦(1852-1910)字达夫,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次子。他自幼勤奋好学,年少时酷爱经史,留心经世之务。24岁便以优贡朝考二等的成绩留做教职用。1880年任内阁中书,赏戴花翎。中年时又博览群书,医卜算数,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尤其喜欢探讨天文历算。1893年,由内阁中书筹饷,以道员分任江苏侯补道。当年黄河决堤,清政府召其驻皖劝办。三年时间,李经邦筹款20多万,得到了朝廷嘉奖。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闻其才能,让他办理顺天直隶的捐输事宜。在担任安徽矿务局参议期间,很多高官都采纳其筹款等诸多主张。李鸿章对这位子侄也是青睐有加,在其家书中不断鼓励要好好读书,尤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许是因为李氏早期后裔中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李鸿章对李经邦抱有很高期望,希望他能在格致书院学有所长,发挥才智。李经邦也是不负伯父众望,在书院举行的时务、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考试中共获五次大奖,成为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交锋愈演愈烈。“用夏变夷”的观念开始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李经邦在这一问题上,赞同“西学中源”说,他一方面惊叹于西医的神奇功效,因为他的伯母也就是李鸿章的夫人长期所患疾病最后就是被西医治好的。但同时仍由衷赞叹中医的博大精深,认为西医起源于中国。在比较中西医的问题上,则认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各属于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国应当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医古胜于今,因为古代中国涌现过很多杰出的中医学家,而如今中医的继承者则远远不如古代。相反,西医却是飞速发展,研制了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最后李经邦建议要振兴中国的医学事业,“必使西医亦知中医之法,庶几用药不致与古法大相悬绝,华人乃敢信而服之;中医知西医之方,庶几脏腑脉络均因考验而明,用心诊治,自能得心应手。苟能是也,合中西而一之,又何患西道之渐即淹没也乎?”

格致书院的学生在汲取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法律的认识。1893年,书院以“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和“中西律例得失安在”为题考课学生,李经邦以比较的方式,旁征博引,详述了英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五国刑律之条文,内容涉及杀伤罪在不同国家的处罚方式。在文章中,李经邦还提到了中国的各种残酷刑法和西方的监禁罪,肯定西方报纸登载监禁罪的做法。但李经邦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律法,特别在涉及“纲常伦纪”问题上,他大力维护中律,贬斥西律。其目的是以西律来弥补中律之短,借西律之长来维护中国的既存体制。在谈及美国出现的枪击总统的事件时,他认为这是美国定制法律不够严格的恶果。而在中国,如果出现谋反罪,则会被判诛连九族的重罪。所以从社会影响来说,中律比美律更具威慑力。王韬在评价其卷文中说道:“比论中西刑律,不蔓不支,简捷鲜明,语有断制”

中外经济贸易往来的加深使得“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重商主义”思潮兴起。早期维新派的代表郑观应就提出了要与外国进行商战,保护民族工商业。书院学生振臂呼应,开始以西方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力倡振兴商务。1892年在关于“如何减免抽厘以裕利源而抒商力”的考试中,李经邦就改定税则,加重进口之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将西方国家的进口税和中国的进口税做了一番对比,认为当时的关税自确定为值百抽五以来,三十多年来未有变化,给国外贸易造成巨大损失。提议总理衙门应该据理力争,将洋货进口关税提高到值百抽十或十五,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厘金的征收问题上,李经邦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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