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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

时间:2009-04-30 14:44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蒋英豪 点击:

林纾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笔调翻译了西洋小说189种,把外国文学大规模移植到中国来,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巨变。他是古文家,颇为晚清桐城派“护法”,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他虽是改良派康梁思想的认同者和回应者,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书生”身份。古文家身份为他翻译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业带来了特殊色彩,而以游侠自命的古文家更成了他晚年抗拒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因素。他对外国小说的介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林纾(1852—1924)虽非维新派中人,但他是维新派政见和理论的最佳回应者、实践者。他认同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的政见,并付诸行动,用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把自己的难以弥补的缺点转化为没有人可以企及的优点,以一个完全不懂外文的人,翻译了189种西方小说,通过这件惊人的工作,把中国读者带出去看世界,也把西方文学移植到中国,促使中国文学发生史无前例、不可阻挡的巨变。他的古文家身份以及他对古文的专业敏感,本来可能是他接触西方的最大障碍,在当时却成了他介绍西方文学的最有效工具。康梁最希望看见的打破东西文化隔膜的局面,在他二十多年努力笔译中终於实现了。然而故事就像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小说一样,并不以中国传统式的大团圆收场。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辛勤劳作之后,他惊觉他所迎来的事物,竟然要动摇他安身立命之所的孔孟道统。於是他奋然而起,在传统势力沦亡之际,舞动戈矛,希望回天转日。(1)可惜历史潮流逆转不得,中国社会已经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走上了世界化的不归之路。

梁启超在1920年写《清代学术概论》,提及林纾的只有寥寥数句:

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风行於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於新思想无与焉。(2)

林纾晚年因为反对新文化、新文学,在五四运动(1919)前后已成了人人皆得而骂之的“歹角”,不骂他好像就显不出自己进步。梁启超在这种情势下有意贬抑林纾,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我们回顾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前后林纾对改良事业的支持、对康梁的同情、以及他的翻译事业对引进西方文化的贡献,梁氏的这几句评语便显得很不近人情了。“因文见道”,是林纾利用了古文家的特长,在1913年以前的译书中,大量加插序跋,借题发挥,呼应康梁的维新、立宪主张,发挥了他们力所不及的功效。他全面的把西方社会介绍到中国读者面前,使梁启超介绍的新思想、新学理可以落地生根,是梁氏的功臣,不能说“於新思想无与”。梁氏透过日本文献接触西方文学,他肯定知道林氏翻译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札克、孟德斯鸠、雨果、托尔斯泰、小仲马诸家,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欧洲第二三流作者”。(事实上梁氏也一再称引莎士比亚,又在《新小说》上刊登过雨果、托尔斯泰诸人的肖像。)林纾的古文宗尚唐宋,也曾感於知遇之恩,为桐城派“护法”,可是他从来没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高兴人家把他列为桐城派。在桐城派被视为“谬种”的时候,梁启超特意给林纾派一顶桐城派的帽子,颇有落井下石之嫌。林纾以后对梁启超深表不满,恐怕也与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几句有失分寸与敦厚的说话有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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