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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

时间:2009-09-14 11:13来源:近代中国研究 作者:章伯锋 点击:

一九一六年六月至一九二○年八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控制着北京政府。在他们统治期间,中国表面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却处处依赖甚至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因而,剖析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通过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和一九○四年日俄战争,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地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均把确保其既得的侵略利益和伺机向中国内地伸展侵略势力,作为基本国策。一九○八年日本内阁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文件》中有关《对清国政策》部分,即露骨地提出:“在该国内扶植我国势力,万一该国发生意外事变之际,当确保我优势地位,达到永远保持满洲现状的目的,为此应采取必要的方策。”[1]一九一一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日本内阁即做出《关于对清政策的决议》,强调说:“在满洲,延长租借地的租借年限,就与铁路有关的各项问题作出规定,进而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此乃帝国政府之所经常筹划未尝稍懈者也。……帝国政府认为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专待对我国家有利之时机到来,今后应着重致力于在中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它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一跃而成为远东的主要侵略力量。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认为,这是“大正时代日本国家命运的天赐福音”,应乘此机会“确立日本在东亚的利权。”[3]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普遍认为,“日本帝国政府能不能解决远东问题并使我们伟大的帝国政策付之实现,全在乎我们是否善于巧妙地利用世界大事的总趋势,并决定一种确实可行的对华行动方针”;“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4]。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出兵侵占青岛,夺取了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一九一五年又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袁世凯北京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侵略要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虽攫取了种种侵略利益,但始终认为袁是依靠英、美抵制自己的;特别当袁因推行帝制而声名狼藉时,它更加认为:“不顾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见而支持袁世凯,希望能与他解决中国问题,当然是一个错误”[5],于是便决心“倒袁”。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日本内阁秘密决定:“袁世凯在中国的统治已成为达到上述目的(指所谓“确立在华优越地位”)的障碍。为执行帝国的方针,最好使袁氏退位,其继承人应远比袁世凯更有利于日本帝国。”[6]为贯彻上述方针,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外务省直接策划下,他们以巨额金钱支持东北地区宗社党组织复辟武装,进行暴乱[7];并援助南方反袁势力[8],企图搞垮袁世凯的统治,扶植一个更便于操纵的傀儡政权。

袁世凯篡辟帝制失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白本最初的企图是:大总统由黎元洪根据约法继任,以北洋各派合作(主要是段、冯合作)为基础,网罗包括进步党、国民党及南方反袁势力,组成稳定的亲日政府,以便于控制操纵。故日本政府在袁死的次日——六月七日,即拍急电给驻华公使日置益,令其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希望他在今后对内对外方针上,“努力融合统一国内各党各派分子,对南方主张予以慎重考虑,以达成妥协,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尽力。但目前当务之急,首在不要重复袁世凯时代日中两国间的种种龃龉和矛盾。……新政府只要诚意地恢复国内和平,确实实行中日亲善政策,日本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将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9]同时还通知日本驻上海、南京、广东、云南等地领事,将上述意见转达给张继、冯国璋、岑春煊、唐继尧等南北要人,要求他们与黎元洪和衷共济,相互合作,解决当前时局问题。[10]

一九一六年十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寺内正毅继任。日本统治集团鉴于公开露骨的军事侵略不仅引起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也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于是便主张趁袁氏死亡之机,修正对华政策。寺内是日本军阀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此前曾任日本驻朝鲜总督;内阁的智囊人物胜田主计(藏相)、西原龟三都是他在朝鲜总督任内的心腹。他们都主张加强对华的经济控制,以达到日本独占的目的。胜田主计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间的经济战争,必将十分激烈。”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如欲参加竞争,“必须从国外输入许多原料,并将其加工制成商品”,“若不如此,可以推想,十数年后,我国国民难以维持经济独立。是故,欲谋求我国经济独立的基础,当求诸地大物博的中国”[11]。胜田主计任藏相后,立即拟定了《对华借款方针》,其指导思想就是:“对华借款避免过去那种以获取权利为主,赤裸裸地强迫中国接受的作法,先以稳妥条件提供贷款,在增进邦交的同时,采取促其主动向我提供有利权益的手段。”[12]西原龟三认为:欲排斥列强在华利益,完全控制中国,若仍继续醉心于“霸道主义”,将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这是不明智的;日本对华政策应由“霸道主义”转为“王道主义”,“这样他们就会一致讴歌帝国,举国一致地主动听命于帝国……。”[13]寺内正毅组阁前,曾于一九一六年六月间派西原前来中国活动。西原就日本对华政策广泛地与当时在华的日本官员、军人交换意见,并会见了段棋瑞的亲信陆宗舆、曹汝霖、徐树铮等人。回国前,他受到段祺瑞的接见,段请西原转告寺内:“日本因为我留学德国,故认为和德国有着特殊关系,这诚然是多余的顾虑。据说寺内先生长期在法国,并没有人说他与法国有特殊关系。我所想的只是中国和东方。”[14]段表白自己不是亲德派,无疑是向日本暗示自己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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