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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与张之洞课程观之刍议

时间:2010-02-19 15:00来源:湖南大学学报 作者:刘虹 点击:

[摘要]自从洋务教育开设了“西文”、“西艺”课程之后,就打破了以“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传统课程格局,但是西学课程尚没有制度化、系统化。经过吴汝纶、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的努力,1904年颁行了《癸卯学制》,对西方课程的引进开始制度化。文章通过对学制的奠基人昊汝纶、张之洞二人的课程观进行比较,进而反观中国近代课程的嬗变。

[关键词]吴汝纶;张之洞;课程观;中西合璧;中体西用

[中图分类号]B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1-0038-06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做着一个“富强”梦,吴汝纶与张之洞就是近代中国做着富强梦的两个先觉先行者。他们企图通过引进西学,打破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旧课程体系,进而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本文旨在通过对二人课程观的比较,进而反观中国近代课程的嬗变。

一 吴汝纶、张之洞二人的“中学”源流及“西学”课程设置思想的渊源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枞阳高甸(旧属桐城)人,是桐城派后期的传人,为古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耳濡目染的是诗书礼仪,接受的是儒家正统的“程朱理学”的教育。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自1866年应邀入曾府后,开始“睁眼看世界”。曾官内阁中书,深、冀两州知州。弃官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1902年经管学大臣张百熙荐举,传谕赏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做出了开创性业绩。他破旧立新,始终如一地遵循自己逐步创立的全新教育思想,从宏观的教育制度、学制、课程,到微观的推广普通话、“省笔字”,都率先倡导。他以长于古文而闻名,但以引进“西学”而著称,《清史》传记称:“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词,无古今,无中外,唯是求之。”1902年张百熙在推荐吴汝纶为总教习的上奏文中称总教习人选必须是“人德、人望具备,学问、品行皆优”,“学问纯粹,明察时事,深通古今,详知中外”。而吴汝纶正是具备了这些品质。

1902年,吴汝纶受张百熙委托亲自到日本考察教育,详尽了解日本教育改革的实态,从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相关信息传达给国人。在6月20日至lO月18日长达4个月的教育考察中,吴汝纶殚精竭虑,先后17次到文部省听取日本方面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访问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东京等地,共参观考察了各类学校52所,从学制到学校组织、从课程设置到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只要与学校教育教学有关,无不详细询问,亲作笔记,并精心整理,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归国前夕,一部长达10余万字的凝聚着吴汝纶心血的考察汇报《东游丛录》基本脱稿。《东游丛录》详尽介绍了日本学制,被视为“中国最高教育当局派员访询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教育制度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轰动,吴汝纶访日期间曾写给张百熙6封信,在信中所阐释的教育改革意见,如主张中西兼学、学制要缩短等为张百熙制定《壬寅学制》奠定基础,从中也确立了他自己的课程观。

回国后,吴汝纶回安徽筹办桐城学堂,并亲自撰写《学堂招考帖》:“窃谓今后世界与前古绝不相同,吾国旧学实不敷用。今外国所以强,实由学术微奥,成效昭著……入学之后,稍窥新学藩篱,即保全人种之心,必日加日甚,非学至与外国竟胜不止。”

吴汝纶创办的桐城学堂,也反映了他对西学价值观的认识和肯定。1903年正月吴汝纶病逝。吴汝纶的挚友严复高度评价他是博识中学但又不轻视西学唯一之人,《清儒学案·挚甫学案》称:“自望溪倡古文义法、刘姚继之,桐城一派遂为海内正宗,绵延二百年,而挚甫为之殿;海通以来,中国屡受外侮,识时之士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挚甫尤喜言西学,异乎拘墟守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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