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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山区缘何造就中国第一状元县

时间:2010-12-15 17:13来源:休宁政府网 作者:胡宁 点击:

众所周知,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特殊产物,更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历来是人们赞赏备至的“偶像”、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的近1300年间,历代(包括农民起义政权)大约开科750余次,共录取状元800多位(不包括武状元),有案可稽的有名有姓的状元则为649位。若以全国2500多个市县均摊,3个市县才摊到一个状元。而我们休宁从宋嘉定十年(1217年)到清光绪六年(1880年),本籍与寄籍状元合计竟独占19个席位,远远超出曾经一度名声颇响的苏州任何一个市县,稳居全国之首。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这样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众多专家公认的不争的史实,休宁人无不引以为荣,但却一直没有很好地加以挖掘、利用。到休宁工作三年来,几乎每天都有不少人和事使我深有感触。不过,作为一县之长,我考虑最多的还是在新世纪新时期,面对机遇与挑战,休宁如何定位、如何发展的问题。作为古徽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休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堪称“文化大县”和“旅游大县”,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仅以这两个概念来定位休宁,外延过大,内容也显得空泛。通过对外交流和对内审视,我觉得,唯有“状元大县”才最具震撼力和感召力,才能引得外人为之侧目、为之倾倒,才能真正体现小而偏僻的休宁曾经有过的荣耀和不凡的业绩。

去年,我们在休宁县的齐云大道上树起了耀眼的“状元之乡”广告牌。近期,《新安晚报》又先后两次以整版的篇幅对休宁做了“中国第一状元县”的定位,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少有识之士和休籍旅外人士都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尽快打响状元牌。同时,也有一些人产生了疑问:一个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过十七八万的山区小县,休宁凭什么接二连三地出这么多状元呢?

我以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休宁自身优势综合作用的硕果。

首先,在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休宁虽然僻处安徽南陲,但介于浙赣两省之间,抱于黄山白岳之中,是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三江的源头,又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的地理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水陆两线构织的“交通网”,联通了山外的世界,方便了往来商旅,活跃了休宁市场,繁荣了休宁城乡。尤其是县境内“川平山开,洲渚隐现”、“烟风晴露,落日溪光”,美不胜收。生长在如此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其民雅驯,其俗简易,游宦东南者皆以徽为乐土,尤在于休宁。”可见,休宁是地灵而人杰。

其次,在于程朱故里对教育的重视。休宁居古徽州六县之中,既贴近“程朱阙里”篁墩,又与朱熹桑梓之邦婺源为邻,深受程朱理学的濡染,素来敦人伦、重教育。从明朝成化年间休宁知县欧阳旦颁布的《教民条约》到清雍正年间的《茗洲吴氏家典》,不论官府还是士绅平民,休宁上下都非常热衷于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等文字,正是当时休宁浓厚学风的真实写照。如果分阶段表述,宋代开始学人雅士辈出,可算第一个高潮;元代因战乱、民族歧视等原因,跌入低谷,科举及第者极少,状元更是空白;明朝中叶,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之后,到清代达到顶峰,一个个学富五车的休宁状元也大多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

第三,在于与教育紧密相连的社会文化事业的发达。文化教育事业离不开“文房四宝”,历史上徽墨、歙砚、徽纸及徽笔的制作业高度发达,其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更为徽州学人吟诗赋词、舞文弄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文房四宝”相应的是,发达的刻书业、众多的藏书家和著作家。宋元时期,徽州就是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徽版”即是全国最具影响的一大派别。在众多刻坊和刻书家中,休宁有汪廷讷环翠堂、胡正言十竹斋、程大宪滋荪馆等名家名坊。发达的刻书业推动了各类书刊的广泛传播,也为藏书家提供了广阔的收藏空间。徽州历史上有许多藏书名家,休宁藏书家则领风气之先。南唐查文徽,宋代的宋松年,元代的陈栎、赵汸,明代的朱升、程敏政,清代的汪文桂、汪森、汪文柏“汪氏三子”等都是家藏万卷的藏书家。休宁学人不仅爱藏书,而且更喜著书立说。据不完全统计,自宋至清末,休宁人有书目可查的艺文作品高达670余种,其中有56人的著作入选清代中叶编纂的《四库全书》,在安徽省名列前茅。如此便利的学习条件、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对激发休宁学子的学习兴致,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增强他们的应试能力,无疑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在于称雄中国商界300年的徽商的作用。明代开始,“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是大多数徽商奉行的准则。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赢得封建政府的庇护,他们一方面不断向朝廷和官府捐银“报效”,另一方面还以一部分商业利润投资教育,培养子弟和一部分同族学子,以期通过科举,尽快进入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中,从而使商业资本在自己不断缙绅官僚化的过程中增殖。与此同时,商人雄厚的财力和浪迹天涯的流动性,又为他们的子弟延请名师、四方游学、广交名士、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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