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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13)

时间:2011-08-14 09:33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王振忠 点击:

其二,因果报应、积善销恶的观念在典业中广泛存在,成为行业的从业道德和从业伦理。换言之,也就是将道德教化与职业规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梁其姿通过对惜字会运作的研究指出:在明清人的观念中,行善的目的有二:一是可以教化社会,二可以帮助积德以改善本身及子孙的命运,所有符合这两项条件的,均可称之为行善。行善积德与商业规范相结合,成为制约人们行动的指南。清代以还,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徽州算盘,绍兴刀笔”、“徽州朝奉,绍兴师爷”之说。皖南的徽州与浙东的绍兴,均是文风发达之处,读书人科举不成,或转而从商,或弃学入幕。在幕业中,“作幕吃儿孙饭”,成为绍兴师爷的心病;而在徽州典当中,也有类似的恐惧,《典当须知·贻福》曰:“人到中年,或因子嗣艰难,追怨典业习不得者,往往有子[之]。……或谓典业习不得者,因自未知其得过人处耳,皆由幼年贪懒,糟蹋人家货物,不惜字纸,纵性欺人,自仗门槛高,遇事有东家出场,送官究治,俱走上风,因此而骄,故意糟蹋,天之报应,而绝其后。或由此乎?”这实在是相当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在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艰难,被视作应得孽报。而典铺、幕馆均被视为造孽之地,因此,如何惜福积德便成了业者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幕馆为例,据研究,明清时代的一些善书有其特定的劝戒对象,如居官、幕客和胥吏,幕客与胥吏、居官一样,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因此需要自我约束,以期修行寡过。在清代徽州盐商聚居的扬州,石成金著有《传家宝》,其中的《消灾免劫积福积寿积子孙积科第券》有“幕友不费钱功德”和“公门人不费钱功德”,前者有:“不欺东君”、“不倚官势”、“不想昧心钱”和“不作亏心事”等。这些,实际上涉及从业者的专业规范到个人修养的各个方面,其间贯穿着“积福”的观念。与幕客相似,典当业者显然也是当时社会上的强势群体,而《典业须知》中的诸多内容,不啻为度人警世的“典业不费钱功德”。其实,在徽州典当最为专擅的休宁县,当地流传的传家格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映证典当业的观念。清海阳竹林人录《座右铭类编》(漱经斋藏板),首先抄录《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和《朱子治家格言》,其次则分门别类,罗列了“好生”、“善恶”、“祸福”、“报施”等多种箴言警句,如主张“命自我作,福自我求”、“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民国年间出版的《休宁陈研楼先生传家格言》第九也有“培福德”,提倡“阴德须向生前积,孽债休令身后还”。陈研楼认为:“现在之福,积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将来之福,贻于子孙者,不可不培。现在之福如点灯,随点则随竭;将来之福如添灯,愈添则愈明。”具体而言,需要做到几点,如“勿谓一念可欺也,须知有天地鬼神之鉴察;勿谓一言可轻也,须知有前后左右窃听;勿谓一事可逞也,须知有身家性命之关系;勿谓一时可逞也,须知有子孙祸福之报应”。对于日常生活规范,亦有“昔人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吾辈安逸而享之,岂可狼藉以视之乎?明理惜福之士,当体察之”。这与《典业须知》相关文字如出一辙。他还认为,子孙与先世有着一一对应、必然的因果关系,“凡欲子孙隆盛者,除积德之外,无他道也。盖德厚则贤贵之子孙生,不期兴而自兴,无德则放荡之子孙生,虽与千万镒不能守也,区区财产,何济于事”,因此,“有好儿孙方是福,无多田地不为贫”。关于努力行善、积德求福的观念,《典当须知·贻福》中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如能忠厚存心,爱惜人物,敬重字纸,穿吃各样,种种爱惜,屡见吃当饭者,孙、曾数代,谨事一东亦多也。如金君厚堂,太先生之嗣君,字少堂,于咸丰乙卯科举人,于浙江裔[商]籍。此岂非爱惜人物,存心忠厚,天之报施不爽乎?”而该书序文曾指出:“兹承友人邀办惟善堂事,于身闲静坐时,追思往昔,寡过未能,欲盖前愆,思补乏术。因拟典业糟蹋情由,汇成一册,以劝将来。”这与总述生平、告诫后人的《病榻梦痕录》之情况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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