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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安徽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迁

时间:2011-08-23 17:06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作者:吴春梅 点击:

摘要:受欧洲合作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合作思想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途径。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三农”问题的日趋严重,社会各界认为,在农村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是解决“三农”问题不可缺少的手段。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30年代初安徽农村的合作运动发展迅猛,截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省各个县份基本建立了合作组织,并开展了相应的业务。从这时期安徽省对合作社的设计看,合作社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具备多种功能,同时注意各种力量的整合,形成了安徽合作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样,受制于各种因素,这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毕竟不是一个概念。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的兴起与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尝试与努力,这无论是在制度上的变迁,还是在实践中的创新,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

关键词:合作社;安徽农村;“三农”问题;制度变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徽州文化与淮河文化比较研究”(05JJDZH219)阶段研究成果

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农业问题的不断加深,农村经济的日趋严重,农民状况的不断恶化,改变农民的分散状态,建立各种形式和层级的合作组织,成为社会各阶层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选择,并作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各地实施。民国时期安徽作为合作运动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省62个县已基本建立合作组织并开始运行。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1926—1937年间安徽合作社的建立为个案,对其建立的背景、组织设计及功能、运行与绩效进行考察,探究其得失成败,以期对现实有所裨益。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良方”:安徽合作运动的兴起

合作思想和理论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20世纪初传入我国。传播者认为,合作社有助于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较早提倡者之一,孙中山认为要实现民生主义,必须“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为此,必须进行合作。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时人对合作社这一制度性质的认识,合作社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弱者的自救运动的组织,是为改善社会经济弱者的经济地位。”时人指出,“农村经济的贫乏之源,不外为社会条件与自然条件所限制的结果,所谓社会条件,即是私产制度,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等等,它们无处不在推毁农村。所谓自然条件,即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此二者的落后,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衰退。因此,复兴农村经济,必须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上入手。解决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关键,在民众的组织问题。必须有适当的组织,才能应用适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才能打破私产制度,封建势力的遗毒,和帝国主义的羁绊。这种适当的组织,我们择定了,叫做合作社。“认为要改善农民的状况,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将农民组织起来,以改变其弱势地位。

如果说这是时人对合作社赋予的价值理性,那么20世纪30年代初合作运动的迅猛发展则更多源自对其工具价值的诉求,虽然不同群体的期望不尽相同,但基本认同合作社是复兴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从国民党政府来说,首要的是稳定农村,与共产党争夺人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蒋介石在”剿匪“过程中,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有效控制农村,将合作社作为有效手段加以重视和推广。1932年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了”剿匪“区内农业合作社条例,信用利用供给运销四种合作社模范章程,限期实施;设立鄂豫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规定每省100名,培养合作骨干;成立四省农民银行,并在1935年扩展为中国农民银行(以下简称农行),从金融方面予以支持。1934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令饬鄂豫皖三省,依据‘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社条例第八条之规定,成立农村合作委员会“。安徽农村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合委会)的成立即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并在其后成为指导全省农村合作运动的主要机构。

其次,从社会团体,尤其是对安徽农村合作运动有重要影响的华洋义赈会看,它认为,建立合作社,有助于提高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从而将消极的救助转变为积极的发展。1931年江淮发生特大水库,成为义赈会在安徽推动组织合作社之始。

再次,从银行界来说,它认为,融通农村金融,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要举措,建立合作社,使之成为银行界与农村之间的桥梁,可以有效发挥资金的作用。银行界认为,农村交通落后,信息不畅,实施有效贷款,必须要有适当的组织,”所谓适当之组织,即今日社会所公认之农村合作是也。“解决此种问题,当以农村信用合作的设立,为最简便的方法。”

第四,作为合作社的主体,农民的态度亦非常重要。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农民对合作社抗拒抑或认同,对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至关重要。据华洋义赈会在30年代初的调查,安徽半数以上的农民需靠借贷生活。章有义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显示,1931年皖省最富裕县份无为县,农家每户每年收入214元,支出269元,透支55元;最贫瘠县份霍邱县,农家每户每年收入225元,支出255元,透支30元。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报告也大体反映了同样的情形:”徽属年来迭受茶木两业失败之打击,秋收欠稔,农民生活,至感枯窘,间有多数农民,因难觅资金之周转,无法打开其生活出路,宁弃其固有田园,离乡向外谋活。“由于农村缺少金融机构,农民借货主要来源于高利贷。30年代初安徽农村借贷的利率是:1分到2分占1.2%,二分至三分占32.1%,三分至四分占38.3%,四分至五分占11.1%,五分以上占17.5%。具体到各个县,如滁县,”农民借钱十元,在三个月以内,除还本金外,还须还稻或麦一石(折合市价五元)“。合作运动中,信用合作一枝独秀,实际上反映了金融枯竭下的农村,农民对流动资金的渴求。

各级政府的重视,民间团体的推动,银行界的加入,舆论的呼应,使安徽省政府将合作运动作为”要政“加以实施。安徽农村的合作运动在省政府的推动下,30年代初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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