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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社会转型时期的社区救济(2)

时间:2011-09-02 22:34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方光禄 点击:

屯溪作为商业市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当时,商人程维宗在此建造店房47间,多用以招徕商贾。嘉靖年间,老大桥建成,街市向河东发展,商业日趋繁盛,清朝康熙《休宁县志》载:“屯溪街,县东三十里,镇长四里。”此时,屯溪依然扮演的是连接徽州与杭州、沿江与山区之间商贸活动枢纽的角色。市镇功能的转换,主要动因是与徽州经济关系密切的茶叶生产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推动,有了迅速的增长。清代康熙以后,我国的茶叶外贸发展为一种行业。(13)《清史稿?食货志》对我国茶叶的海内外市场有过这样的描述:“其市场大者有三:曰汉口,曰上海,曰福州……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徽州茶叶以前多从广州出口,俗称“漂广东”,后转而从上海出口,不仅交通便利,时间也缩短1/3以上,外销茶量增长迅速。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皖南茶厘总局的详文称:“查道光年间,皖南茶引岁销五六万道,自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岁始销引十万余道。”(14)歙县是产茶大县,民国《歙县志?食货志》载:“清道光时岁额销茶引一万五百一十八道(注:当时每道60公斤)”,“嘉庆十二年邑令曾佩莲奉藩宪鄂檄发认销潜山县茶引六百五十道,嘉庆十三年邑令曾佩莲详请藩宪鄂檄发拨销宁国县余引四千道。”“至光宣间,计输出者已达三万数千石。”茶叶销路看好,又激发了人们的种植热情。“歙土宜茶,而道光八年前出产无多,故须认销他县茶。厥后逐渐推种,求变为供。”(15)这基本能反映当时徽州各县的实情。

由于茶叶的精加工都集中在屯溪,屯溪遂被称作“茶务都会”,(16)并流传着“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17)的民谣。在《新安屯溪公济局徵信录》中,就开列有光绪三十一年按箱、引捐钱的茶号名录,总计190家,除了少数是歙县、休宁、婺源茶号外,大多数是屯溪茶号。因而史料称:屯溪“以茶业为大宗”,“为休邑之冠,各行业既备,且多四方穷民来觅衣食者踵相接”;(18)“为徽郡之名区,休邑之巨镇,人烟鳞集,户口蝉联。离里属毛不乏生生之众,平林隘巷每见呱呱而啼。”(19)可见到光绪年间,屯溪已完成了向专业型市镇的转变。

因为制作的工艺复杂、要求高,生产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经营的制度,雇员队伍庞大,分工明确。据清末歙县茶商江明恒编撰的《做茶节略》,一般的茶号中,雇员数百人至千余人不等,有管号、茶司、司帐、庄秤、看拣、管锅、毛秤架、打印、研靛、保夫、押帮、打杂、司厨等长期雇员,也有大批抖筛工、撼簸工、拣茶工、烚茶工、风扇工等临时工。这些雇佣人员都是身份自由的农民,茶商以日计酬和以量计钱的方式付给他们工资。(20)外地贫民的大批涌入,使屯溪原居民的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冲击;而且他们较长时间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间的地域、行业关系逐渐增强,并有取代与原居住地血缘关系的趋势。屯溪的风俗也因此出现变化:“徽属民情素称浑朴,非赤贫难产婴母随亡者,尚无轻弃骨肉。自江右客民聚处日繁,溺女之风迩来日炽。”(21)近代社会的氛围日趋浓厚。

新安屯溪公济局始创于光绪十五年(1889)四月,由地方商绅花翎四品封职孙华梁和洪廷俊、花翎运同衔李维勋、花翎江西候补知府胡荣琳、同知衔胡宗翰、五品封职方邦印、光禄寺署正衔李邦焘、廪生邵鸿恩和李应蛟、附贡生韩寿康、监生江人铎、罗运莹、叶龄、俞国桢等十四人发起。起因是屯溪“贫民林立,异地萍飘。二竖缠身,疾苦则须臾难忍;一朝去世,尸骸则暴露堪悲。”(22)而“省会之区,向设善堂施棺施药,俾死者不暴露,疾者得安全。”乃“不忍坐视,爰集同人仿各善堂成规,于本镇下街地方设立公济局”,(23)起初只在每年五月初一至八月底疫病易于流行的季节,延请内外专科送诊送药;棺材则大小悉备,随时给送。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又建立了保婴堂和养疴所,前者接纳无力抚养的弃婴,后者是为方便由公济局诊治而无安身之所的重病人而设。同年,公济局还开展施种牛痘的慈善业务。

相比于传统的徽州社区救济事业,新安屯溪公济局呈现出近代社会的新特点。

其一,建立社区救济机构的目的,有明显的时代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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