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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闽西客家与徽州移民宗族传承中原传统文化的比较(2)

时间:2011-09-08 22:23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王日根 宋丰星 点击:

作为移民社会,徽州和闽西客家存在很多共同点,随着社会的安定,人口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突出;恶劣多山的自然环境;土客冲突不断;外出经商的人口比例增大;而最大的共同点则是宗族在维系整个社会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并在明清时期有所增强,这却和移居平原地区的开放地带如苏州有着很大的不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迫于生计的压力,很多徽民和客家人从山区走出来。他们中一部分人通过将外出打工挣到的钱寄回家中,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而另外一批人通过经商改变了家庭状况并实现了发家致富。徽商便成了这支队伍中最耀眼的角色,即王振忠先生在《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中所提到的“徽侨”,其中《徽侨月刊》是民国时期侨寓徽商的同乡会组织创办的报刊;而台湾、东南亚便是客家人在外经商谋生的主要阵营。不管是徽侨还是客家华侨,都对本土侨寓地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影响。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徽州地区好贾的风气,明清时期,徽州是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徽商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这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万历年间的《休宁县志》说,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6】侨寓徽商出外经商的过程中,与原籍地联系逐渐减少,伴随着资本的积累,也加快了土著化的进程。长江三角洲是徽商外迁的主要侨寓地,这主要得益于苏州、杭州等地在明清时期发达的经济以及两地人文、气候环境等因素的相似性。徽商一方面在活跃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同时,却促进了徽州本土宗族结构的变异。如苏州作为徽商的主要侨寓地,商业活动促进了当地的繁荣,然而“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7】这种闭塞的交通环境并没有因为徽商的大量存在而有所改变,反而因为遍天下的徽商输回了大量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宗族组织,这些资金主要被用来置祭田、修族谱、造祠堂,还通过购置族产的方式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田地的租金收入便被泽惠族党,救济贫穷,资助科举事业。例如,嘉靖《徽州府志•质行》记载,歙县岩镇人佘文义,“少艰窘,服贾,折节纤俭”,致富后,“构义屋数十楹,买田百二十亩,择族一人领其储,人日粟一升,矜寡废疾者倍之。丰年散其余,无年益贷补乏,岁终给衣絮。又度地二十五亩,作五音冢于岩溪之,听乡里之死者归养焉”。这一类“置义田”“捐祀产”“建家祠”的记载在徽州方志、宗谱里面可谓俯拾皆是。徽商通过这种反哺的形式大大加固了宗族血缘群体,保证了地方社会的有序运行,实现了徽州社会的自我管理。

徽商们不仅寄回赚取的利润以发展祖籍地的宗族事业,也有一部分人逐渐在侨寓地实现了本土化,为方便祭祀、祭祖活动,除了取得当地户籍外,侨寓徽商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二是在侨寓地重建宗祠。在明清时期,所有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是由祠堂、家谱和族田联结起来。其中,家谱是联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8】清儒章学诚在《章氏遗书》卷三十中曾记载了一位乾隆年间的徽商事迹:程联槐,字三台,先世从徽州迁江夏,自高祖、曾祖、祖、父和他“五世同居,人无间言。联槐见族众人多,建宗祠,立祭田,修辑族谱以联属之。”这是徽州人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和重建宗祠的一个显著例子。所谓“五世同居”“族众人多”都反映了当时侨寓徽商程氏聚族而居的情形。

客家地区在外经商也可谓是一大奇观,特别是在台湾、东南亚等地,华侨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口数量。据《济阳郡永定江氏宗谱》(2003年版)“概述”中描述,“永定江氏裔孙最早跨过海峡往台湾的是高头东山的荣海(16代)、永清、景沾、万清(皆17代)诸公,随后北山15代的伯春兄弟,以春昆仲等,他们都是明朝末年迁去的。康熙皇帝鼎定台湾后,大批高头人纷纷入住台湾岛,其高潮是雍正、乾隆年间,最多时年达百余人。后其他村庄的江氏子弟也陆续到台湾开基,直到清朝末年。据粗略统计,在台湾的永定籍江氏裔孙已达五六万人之众。”很多经商在外的客家人寄钱回来置田、建房、修祠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高北村的侨福楼,据楼主口述,当时这个圆形土楼的建成得益于他在外兄弟的赞助,有在缅甸的、台湾的,也有在美国的,他年轻时也曾和他的兄弟随父母去缅甸经商,后来他回国之后一人独自留在高北,其他华侨兄弟一直在外定居。明清时期很多客家人在外挣钱富裕后回来资助族人,《蔡氏族谱》记载:“本道公后本太公富于赀,明景泰间捐谷一千二百石赈饥,奉敕旌义。其孙朝权公于嘉靖间又捐谷一千五百石赈饥,亦奉敕建房”,【9】此等“义举”在很多族谱中都有记载,捐谷、建房等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从而保证了当地社会的稳定,使宗族组织、宗族活动可以有序进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明清社会的一大特色,它诚然对苏杭等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徽州也因此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据万历《歙志》记载“成(化)、弘(治)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这种中世纪的田园风光,到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也”,到嘉靖末隆庆年间“则尤异矣”,到万历年间“则迥异矣”。从16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商品货币关系逐渐瓦解着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传统的大家庭结构,造成了“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望”的局面,虽然这种变化在为尊者和亲者讳的族谱中不得其详,但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中却透露着个中信息。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友兄弟”和“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毋得伤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乎枕边,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足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人,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思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执掌家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斗并用……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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