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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3)

时间:2011-11-11 23:00来源:收集整理 作者:收集整理 点击:

经济作物的生产是要将产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是为出卖而生产。皖南棚民不生产经济作物,很难由此断定他们的生产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即使在粮食生产中,也可以从棚民的生产力和经营规模判断这种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嘉道时期,皖南泾县人包世臣曾经总结过棚民开山生产的经验:山田适宜于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要在农业生产的同时,兼顾养猪和家禽;特别要注意积肥和施肥。他说:“山棚人多,粪非所乏,故宜多备区种”,“凡棚须备二三间养猪”,“收利既重,又资其粪”。他的总结,反映出棚民拥有较多的劳动力,注意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有较高的生产能力。在此情况下,棚民生产包芦等杂粮,也“获利倍蓰”,也就是说棚民的生产量是比较多的,除了他本身和雇工食用之外,一定会有一部分粮食要拿到市场去交换,而且为了交纳货币地租,也必须这样做,所以说他们的生产是部分地为了出卖。

富裕棚民经营方式的实质是什么,是否已是资本主义的了?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明确什么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列宁指出,发生资产阶级农业制度的过程的“原因有两个:(1)商品生产和(2)不仅是产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商品。”我们认为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以下特点:

(1)农业经营者是为出卖而生产,因此,农业化成为商业性行业,而不是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它的标志就是农业的专业化。

(2)农业经营者雇工生产,这种雇工既要一无所有,又要有人身自由,但是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不能生存。

(3)农业生产者有较多的生产资金,生产规模比一般农户要大,能够改良工具和改进耕作技术。

从这几条特点看富裕棚民,还构不成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经营方式还不是资本主义的。这是因为:

第一,富裕棚民的生产虽已有一部分是为了出卖,但是还不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说他们的生产并没有发展为商品性农业生产,没有形成农业专业化。

第二,富裕棚民交纳的地租,不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不是资本主义地租。同时富裕棚民已预交的相当数量的租金,本来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提高产量,增殖财富,发展其经济,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发达,农民租赁土地条件苛刻,富裕棚民为取得租地,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从而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发展生产的能力。

第三,包括富裕棚民在内的所有棚民,虽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迁徙自由,但还都受着封建政府和地主的一定人身控制。封建政府认为棚民经济“病农藏奸”,即害怕农民造反者隐藏在富有流动性的棚民中,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他们勾结起来,迫害棚民。他们的方法很多,如在棚民中推行保甲法。摊丁入亩后,清朝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日常办法就是保甲制,雍正帝说:“弥盗之法,莫良于保甲。”1726年(雍正四年),他在推行保甲制的时候,特地命令地方官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的棚民“照保甲之例,按户编查入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政府改定保甲法,于土著居民、商贾等客民编排保甲办法之外,提出“山居棚民责成地主”的条例。1763年又规定带有家属的棚民隶籍编保甲,单身棚民只有取得指定保结之后才准许寄籍编入保甲。1824年(道光四年),道光皇帝下令整顿棚民保甲,要求“查有不安本分斗狠健讼之徒,立即严拿示惩”。统治者压迫棚民的另一种手段是驱逐棚民。皖南是封建族权盛行的地区,山地往往为一个宗族所公有,棚民只是向宗族中个人租山,交纳租银。封建的族长往往从宗族内的出租人那里分得税银,但却不承认棚民的租佃权。他们或自行“焚棚抢苗”,迫害棚民,或者给棚民捏造罪名,呈请清朝政府惩治,企图以此“白得价银”。清朝政府总是支持土著地主的要求,以行政手段解除棚民与山主的契约,勒令棚民退还租地,返回原籍。1809年(嘉庆十二年),清朝政府规定:若将公共山场出租给棚民的人,“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承租之棚民,“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棚民出价承租,却照强占他人土地法律治罪,其野蛮凶暴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第四,当时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还只处于萌芽状态,手工业生产没有大发展,不可能吸收大量农业人口,以促进农村两极分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在手工业和商业之后,这就决定了清中叶很难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关系。

辩证法启示我们,看问题要有发展观点,哪怕是微弱的差异;要善于发现新事物,哪怕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尽管还没有脱出封建的窠臼,但新的社会因素已经出现了。小量雇工与部分地为出卖而生产相结合,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始发点;货币地租虽然是封建地租形式,但它却是这种地租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的形式”,是资本主义地租发生的先兆。根据这些因素,可以说棚民的经营方式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

我们认为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是一回事,两者有很大程度的不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虽然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可以稀疏地在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只是从16世纪开始。在它出现的地方,农奴制度的废止早已实行,作为中世纪光辉顶点的主权城市也早成过去了。”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它有两重意义:其一,生产关系已经基本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保留许多封建因素,因而资本主义关系有待进一步发展;其二,这种关系只出现在个别地区或某些行业,很不普遍,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取代封建制,所以那个时代还是封建主义的。至于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则是指资本主义萌芽发生的条件、因素的集聚,只有这些条件、因素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才能颖脱而出。我们认为富裕棚民经营方式只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

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情况下,将会得到发展。因为雇工和货币租,对发展富裕棚民的经济是有利条件。他们在租地契约期间,给山主的租金是固定不变的,而货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粮价不断上涨,因而他们的支付就相对减少,而收入相对增多。加上他们剥削雇工,所以他们将会沿着“同时牺牲工资雇佣劳动者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而使自己变得富裕”的道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租地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富裕棚民是资本主义租地人的先驱。(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文章来源于休宁县龙田乡政府网站,欢迎知情者告知原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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