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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安徽族田经营研究(10)

时间:2012-05-07 21:02来源:中国近代史 作者:王志龙 点击:

再次,转嫁放贷风险。转嫁放贷风险也为一些宗族考虑并实施。霍邱管氏祠田“每年租稞杂项任管事人估看收买,(道光)二十五年所收租稞杂项限(道光)二十六年二、三、四、五等月出卖,所卖之钱从六月初一日认利,对年二分加息。倘有亏欠。尽在领事人承管。每年六月初一日同各门结帐交钱,必须钱票,不准借券搪塞”【108】。管氏的“估看收买”其实是将地租存贷于管事人,以年率20%起息,管事人承担起了地租放贷的风险。

近代安徽宗族对族田地租的放贷从选择管理人到最后本利回收的全程都作了较为周密的思考和妥善的安排,从而把地租的放贷置于较为安全的地位,保证了收益的增加。

2.积极地购买田产

生放取利往往并非是宗族的最终目的,而是增置族田的手段。从光绪庚寅年(1890)开始,太湖程氏义仓就“营放存余,押款田业”,到宣统元年(1909),产业不断得到壮大【109】。潜山孙氏各支派基本都有一些祀田,并且要求租息有余就“共同生放,越数年,将所余积续置产业,永为裡祀之资”【110】。兹将孙氏庭华公和重培公支下通过祀租生放增添祀田的状况制表如下:

由于《潜山孙氏重修宗谱》在登载相关资料时对一些信息记录不全,为了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孙氏祀田通过祀租生放不断得到增加的状况,故取两公祀田作比较考察。上两表所反映的购田事实说明如下几点:一是,孙氏祀租的生放获得成功,祀产基本保持持续增加的势头;二是,由于所购田产坵块多且每块的面积相对都不大,体现了孙氏坚持“余则公放公收,由此而积累之”的置田要求【111】;三是,随着祀田的增加,地租余额越来越多,生放所带来的利润也相对得到增长,祀田添置随之频繁,且一次添置的数量得到增加。庭华公祀田在1912年到1915年间增添5次,1915年一年添了3次,并且最多一次购田计种28斗;四是,祀田基本来源于宗族支丁甚至各公之裔孙。从家谱资料看,可以肯定这些田不是由于地租放贷过程中因借贷者欠债将田抵押给宗族,而是纯粹由宗族利用地租利息“杜并”。由此也可说明,近代以来乃至民国时期,亲族优先购买权仍在族田的建置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便利了宗族利用地租放贷积累基金购田。

此外,有些宗族就直接用地租余额购田。早在乾隆年间,徽州徐氏宗族就制定了“祀田租谷之银两除办祭支用外,余存之银亦封交三族收领,零置祀田”,要求子孙世为遵守【112】。婺源【113】竹马馆东李氏要求祠内盈余由总协理与祠任“公同置产”【114】。泾县泾川董氏要求“每年于祭祀止用之外,积有赢余亦可为义学义田积谷诸善举之用”【115】。宿松石氏义庄规定:除了恤贫族和救荒支用外,“见有蓄即添置产业”。从咸丰七年(1857)到民国十年(1921),“已添置田租五百余石”【116】。桐城马氏义庄道光年间初建时只有田200亩,以后陆续增置,田额大量增加,“地租岁人千余石”【117】。六安晁尚衣“经理其族义庄事三十余年,增广田亩甚夥”【118】。道光年间,霍邱刘氏祠产租息首先用于祭祀,在“祭祀余积,续置草地三块,岗田一分,香火较胜于前”。到民国八年(1919),陆续置田计种11.5石,另有堰西秧母田1坻、土地庙后秧母田1坵【119】。泗县邓氏宗族不断利用族田地租置田,历经清末到民国八年(1919),总计置有田产达到600亩左右【120】。

加强地租经营,充分利用地租出贷获利,再用地租及其放贷利息购置田产,这是近代安徽族田发展壮大的一条重要途径。

3.努力向近代工商业转化

宗族除了将地租收人生放和投资土地获得收益外,还投资于工商业,努力分享工商业利润。

清末民国年间,黟县鹤山李氏利用祠田地租收入资助念书不行又无田可耕的子弟,鼓励他们从事商贾活动【121】。桐城方氏对祭田地租进行充分利用,地租有余就“春粜而秋籴之”,积极参与粮食市场赚取差价【122】。咸丰同治年间,合肥王氏宗族利用3.423石族田的地租积累,“添置撮镇大桥东市房坐东朝西门面二间,厢屋二间”。光绪庚寅年(1890),王氏又利用积存地租“添盖撮镇小南街口市房瓦屋两间”【123】。随后,王氏将门面房出租给他人从事商业。霍邱管氏也积极将族田地租投资商业。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后,管氏在顾家店中街就建造“店房五间、后房十余间”,然后将其出租给汪学礼和刘锡新从事经商活动,分享商业利润【124】。

如果说以上宗族的族田地租基本上还是投资于传统商业,那么以下事例足以说明族田地租向近代工商业转化在安徽已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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