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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安徽族田经营研究(3)

时间:2012-05-07 21:02来源:中国近代史 作者:王志龙 点击:

但在有些情况下,族田出租的主要目的并不在收租,而是有其它特定的目的,此时宗族也会将族田专门租给族人。当宗族认为将族田租给族人更有利于宗族整体利益的时候,外姓自然就被排除在外。歙县棠樾鲍氏祀田基本出租给外姓,但是四字号地“向例不租外门”。因为该号地上有“厝【31】屋六棺(土名万石仓),每棺租钱二百四十文”【32】。可见,四字号是个大财源,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由本族租种;另外,本族人租种可以随时加强监管,防止他姓偷厝等给宗族收益带来损失。绩溪鱼川耿氏在《保管祠产规则》的第三条规定:“宗祠前后左右余地暨本姓各家承种菜园地坦永远不得租于异姓。”耿氏规定这些族田必须租给族人的目的很清楚,祠堂周围余地有保护祠堂地基的作用,租于外姓恐侵蚀祠基而危及祠堂。此外,在第四条中,耿氏对于支丁开垦本祠荒山满3年者,要求“按照亩数起租,以免失业赔粮”【33】。绩溪胡氏宗族也是如此,下面的一份租约足以说明:

立租批人胡定奎。今租到亲逊堂山地两片,该地坐落土名森萝山朱家滩,一片在长坵东首之上,一片在长垃西首之上。该地自归身看山后,由身逐年开垦,蒙情在开垦期间不计租息。兹已成熟,理合按年纳租。因托中评定,每年计包租金折币伍元,于冬至日送至本祠交执事手收,不得短少,如有短少情事,听凭起佃另租,本身决不争论。恐1:2无凭,立此租批存照。(押)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葭月日立租批人胡定奎(押)

代笔中昭万印【34】

这样,为了达到既鼓励支丁开发祠中荒地又保护祠产的目的,族田也就通过推迟起租租给了族人。

有些宗族为了照顾本族无地可耕的农户,也会将部分族田租给他们,但是对地租的交纳却有严格的规定。歙县程氏德卿公祀田“支下租佃者不少”,但《德卿公匣规条》规定:“所有租息务宜按期交纳清款”,否则家法处治【35】。繁昌姚氏族人“种义田者无得克减,违者送县治之”【36】。太湖张氏坟山祭田各项也租于族人,但要求本族业户交租“务以按期投柜自完,如有延抗等情,由各房长送祠用家法处治”【37】。萧县陈氏要求佃田支丁定期将租“扫数清完”,否则照“族规”处治【38】。

宗族对本族业户交租进行严格要求,这一方面是在警示他们不要拖欠地租,以免事发后通过家法处治或送官惩罚带来的各种麻烦;另一方面,正如歙县朱氏所言,“无论支下耕种或他姓佃种,必须一律征收,方为正理”【39】。在族人和他姓同租族田的情况下,族人按时足额交租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对其他外姓佃户有示范作用,便于整个租息的收缴。如果本族佃户都有拖、抗行为,不免为他姓佃户所效仿,整个租息就有落空的危险。

此外,就同一个宗族而言,在不同时期对佃户的选择可能也有变化。桐城方氏在祀田刚建置时就规定:“凡祖祀田,原祖宗裡祀系焉,不准自家子孙耕种,恐有揹稞之弊,也不准假名批佃。”但是这一规定后来并没有严格执行,一些族人陆续被允许佃种了祀田。到了1942年,方氏又重新规定:“现种者止准暂种,待同佃户犯逆者即行另佃,如违,以不孝论重责,恃蛮逞刁者申官理断。”此外,“凡祠堂及公茔祀产之佃户,定不准众子姓藉公搅扰,如违,到祠按不孝重责。”【40】尽管方氏曾允许过族人佃种族田,但从整个过程看,还是基本坚持尽量将族人排出承佃户。

六安匡氏在乾隆、嘉庆年间建置族田时,为了恤族而规定“会族贫者耕之”,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1930年代,由于两族裔“自行逐佃,强索耕种,几酿祸端”,宗族为了“杜奸族藉口耕种祠田之弊”,于1936年规定“所有祠田不许家族耕种”,至于以前批耕于贫族的“暂不根究”,但是如果出现因恃族“掯不给租”,“立即饬令离庄”【41】。匡氏为了保证地租的收缴,从出租族贫走向严禁族人佃种。

总体上来看,宗族为了保证地租的安全,基本坚持以外姓为主要选佃对象,将大部分族田租于外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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