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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安徽族田经营研究(8)

时间:2012-05-07 21:02来源:中国近代史 作者:王志龙 点击:

此外,族田设置的其它特殊目的也影响到租率。歙县金川郎若山佃胡氏九公坟前明堂田,“迭年交胡九公支众租谷折实制钱共七百二十文,嗣因岁歉,逐次商议,减至每年交钱四百文。”能够降租除了郎若山借岁歉积极和胡氏商议外,主要原因就是胡氏“只求祖墓安全、业权不失”。郎氏所租的是护坟田,胡氏要郎氏耕种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祖墓,故“不计较”租谷多寡,从而使得郎氏能够通过商议将租金大幅度降下来【83】。

近代安徽族田租率低于一般私田租率。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族田的特殊性,而自然灾害、佃户抗争乃至政府政策等只是影响族田租率的外在的、次要的原因,只是在一定时期、条件下起重要作用。

(3)欠租处理。欠租危及到宗族的利益,基本为宗族所不允许,但事实上欠租常有发生。为了防止佃户拖欠,一些宗族在收租期间专门派人进行催缴。绩溪耿氏“每年催收祠租由值年四人完全负责,须于冬至前收清”【83】。芜湖罗氏“会首十二人掌管催征租利”【84】。但欠租必有其因,并非通过一般催缴就可以全部解决。为了达到把租收上来,宗族会全力以赴。对于支丁佃户,宗族基本上族内处理。绩溪坦川洪氏族田允许族人佃种,但“如有恃强霸种蚀租或监分不遵祠例者,既行起佃。如敢抗违,治以家法”【85】。对于有些族姓和外姓强行欠租者,宗族只有“呈官”。歙县程氏在催缴租谷的过程中,佃户“如敢放刁不偿,即行呈官究追,所有费用匣内开支”【86】。但是,有些宗族一时支付不起这笔打官司费,就采取措施激励族众先行垫付。道光三十年(1850)。祁门程氏为了加强对吞抗租谷的整理,决定呈官迫缴,为了解决费用问题,支丁共立合同文约如下:

立义议合同文约。程加灿祀秩下端培、端埭等,缘因本祀灯油会及各分己置六、七、八堡之租,查实各佃吞抗甚多,……兹义议着提灿祀之租,除腊月接祖宗、清口口扫以及七月半所办香纸各项开支外,所余归出身之人以为呈租之费勿论。众己田租概以列名具控,其费先移垫出,以后归款。至各佃所该众己之租,若系本年新租,追出议作拾分取壹归众;如三年内所该租,追出议作十分取三归众;三年以上租,追出议作十分取五.概以照约归出……

道光三十年九月日立义议合文程【87】

程氏为了聚集支丁的力量告官追租,不但动用部分祀租,还通过实行“众己田租概以列名具控”并分享追租成果的策略调动族众的积极性,让支丁先期垫付部分费用,从而使告官得以成行。

呈官需要付出很大成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歙县许荫祠仅为“往郡禀租事车金”就用去钱600文【88】。但是各宗族为什么必须这样做,道理很简单,担心佃户相互模仿致使租谷最终全部落空。

当然,为了防止佃户欠租,主佃双方在租约中一般都规定租主在佃户欠租的情况下可“起佃另召”,所以夺佃也是宗族迫使佃户交租的一个重要砝码。但是,夺佃也非易事,除了必须找到合适佃户外,法律对此也有相应限制性规定。1930年的中华民国《土地法》第180条就规定:终止租佃必须在“地租积欠达二年之总额时”【89】。此外,夺佃还受到地方风俗习惯的约束。在芜湖,如果退熟地之佃,“负返还羁庄钱之义务”;如果是荒地之佃,“除返还羁庄钱外,并须酌给搬迁费若干,以为垦荒及下庄之费用”【90】。由此可知,无论是“家法处治”还是“呈官”、“夺佃”,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据上分析,可以勾画出近代安徽宗族处理欠租的步骤。首先是“催缴”,那些不能通过“催缴”解决的佃户,宗族在考虑“起佃另租”的同时,对于恃强者,如是支丁,“家法处治”,不服再告官;如是外姓,只有告官。然而,为家法所处治的支丁在欠租户中毕竟是少数,“起佃”对宗族来说也非易事,“告官”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对佃户来说,闻“告官”而害怕,因为一到官府,不但要将欠租尽快补交,还要付出大量打官司费用。“告官”如同“起佃”,重在威慑,通过这种威慑达到不告官而收租的目的。所以,“起佃”、“告官”只是少数情况下才有的事。事实上,大部分欠租问题还是在催缴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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