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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卜凯在安徽宿州的农业改良与推广(3)

时间:2012-05-07 21:20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杨学新 阴冬胜 点击:

卜凯还热心于对农民的农业知识培训。如,到宿州的第二年,他为12位当地的地主开办短期培训班,为他们讲授农业基本知识、西方农业经济学理论以及有关科学农业和各类物种的新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这些当地的农场主,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能够理解并去尝试新事物,是最有希望引荐农业新观念的人,也有能力去负担新的尝试工作。同时,卜凯还为中学生和来自附近周边地区以及几百里以外的部分传教机构的男青年讲授农业课程。卜凯对这些教学活动非常感兴趣,他深切感受到在中国农村开展农业知识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性。据此,他撰文主张教会学校增设农业方面的课程,还提出了建立农业高中或在高中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农学部的建议,但是并没有得到采纳。

卜凯在宿州五年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实践活动,使他由一名农业传教士转变成为一位农业专家,使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培训有着广泛的需求;第二,他的“有关物种和育种的实验工作,在传教机构资金有限的条件下,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发展”[1](p5);第三,作为一名农业专家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对一个独行的美国人作这种类型指导的可能性和有效程度提出了质疑”[12](p7),进而得出在农学院进行专业培训会更加有效的结论;第四,他认为康奈尔大学沃伦(c.F.Warren)教授的农业理论以及农业管理和农业经济理论将来在中国是会有用的,“他可以在大学里传授知识,让他的学生去实践应用”[2](p10)。鉴于上述原因,当他接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主任、康奈尔大学校友芮思娄的邀请时,便辞去了在宿县教会的工作,到金陵大学去任教。

三、对卜凯在宿州农业改良与推广活动的评价

卜凯是以农业传教士的身份来宿县开展农业改良和推广工作的。在宿县的五年,他经历了从一个对中国农村充满幻想和激情的外国农业传教士到对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刻认识的农业专家的转变过程。他认为,“上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由父子之间的言传身教代代相传,农业从未被系统的分析过,农民普遍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书面的信息也不感兴趣。他们的早晚两餐标志着一个漫长的工作日的始末。在整个农村中,农民对种收计划、选种或各省间产量的差异几乎一无所知”[2](p64)。据此,他主张“中国人必须学习西方的理论和实践”[2](p64),并积极地将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介绍到中国。在育种试验过程中,他认识到“当农民了解有关种子的情况后,一直都有人愿意去尝试,特别是有能力承担的大户农家会去把握这种机会的。当一个农家试种它,发现它明显好于其他的品种,然后其他农家就想去种植它”[4](p558)。这表明,在他看来,中国农民除了有保守无知的一面外,还具有善于学习的一面,而有着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村“小学教员和村董”,被他视为引进和推广美国等西方国家先进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最佳人选,并成为他农业改良和推广以及后来农家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些事实使他意识到,中国近代农业落后的关键就是生产技术问题,中国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人口的压迫,一种是教育的幼稚。”[2](p8)因而,中国农村要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从教育农民、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和控制人口人手。此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前妻赛珍珠的文学名著《大地》(TheGoodEarth)就是以当时的安徽宿县农村为背景的,这无疑与她经常陪伴丈夫卜凯深入农村,和当地的农民每天生活在一起,懂得他们每天谈话的内容,了解他们每天的真实生活,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PeterConn(彼德·康)所说的那样,“布克(卜凯)夫妇在宿州只过了两年半,时间不长,但对赛珍珠的写作生涯有决定性的影响。”[2](p75)刚笔者认为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她在陪伴丈夫走访农家的过程中,通过与农民特别是农妇的交谈获得中国农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丈夫卜凯“具有广博的农业专业知识,因此,她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而且还可以从他的研究中获得许多第一手准确的知识”[13](p9)。正如赛珍珠自己所讲的那样,她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大地》,“故事是久熟于心的,因为它直接来自生活中种种耳闻目睹的事情。”[1](p7)这充分表明,《大地》不只是赛珍珠自己创作的,也是他们夫妻共同孕育的成果,是他们深入中国北方农村开展社会状况调查,与农民共同生活的见证。

卜凯积极引进美国、日本等国家小麦或大豆的优良品种,进行选种试验,为当地地主开办了农业学习班,在中学和教会的青年中开设农业课程,传授农业知识,使西方先进的农业知识和生产技术得到普及和推广,为宿州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选育的小麦品种“在他去金陵大学后得到大面积的推广”[1](p7)。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在论述中国民国时期的农业时说过,“在整个民国时代,可以看到改良种子和开发较好的农业技术的零星尝试”[7](p80),可见,卜凯的这些农村改良与推广工作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国情不同,虽然他的热情很高,工作也非常努力,但收效却甚微,这不得不引起他思想上的困惑:“在这个有自己数千年形成的一套卓有成效的耕作方法的中国农村,如何推行他的西方农业技术呢?要知道这些农民世代耕耘于同一块田地,颇谙浇水施肥之技,虽无现代机械,却也有可观的收成”[6](p80)。赛珍珠也意识到:“学会如何给中国人讲农业并非易事,仅仅按照美国教科书讲授美国农业是远远不够的。”[6](p205)卜凯在宿州的实践经历,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农业现状,就必须将美国的农业经济理论和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卜凯是以一名农业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的,按照基督教长老会的要求,“传教是他的‘本分’和目的,农业技术普及则只是一种让中国农民接受基督教的手段。”[14](p32)唧然而,事实上卜凯并不赞成基督教海外传教团旨在改变中国人宗教信仰的所谓“福音传教”工作,“尽管他坚持说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他没有任何布道或劝人人教的实际愿望。和中国人的总体信仰相比,他对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更感兴趣。他认为教会应该进行实质性服务,例如介绍改良种子或提供组织合作农场的消息等”[2](p63)。因此,他来中国进行农业改良和推广的动机要大于他传教的动机,他在宿州的农业改良与推广活动的成效也远远大于他的传教活动的成效。正如他前妻赛珍珠所说,他“不是传教士,因为在我看来,他并不信教,但他是作为农业专家受雇于长老会传教使团的”[6](p141)。他在宿县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农业改良和推广活动,其目的是“想用一个全面的调查代替这种习惯式的安排,这样可以让他决定哪种工作最有成效,然后将这种建议加以推广,就其自身而言,他的想法是具有革命性的”[2](p64)。他总结了自己在宿县五年来的工作实践后认为:“或许最高明的计划是首先查清中国农业与中国乡村生活的现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过中国农业经济这个课题。”[6](p163)因此,他于1920年转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一一农业经济系,由宿县一个小城镇的农业改良和推广转到在高等学校从事农业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全国范围内农村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上,且“在农业经济方面几乎立刻就成为权威,被美国和中国政府聘为专门顾问”[10](p174),由一位农业专家转变为著名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卜凯先生的儿子PaulBuck先生,师友崔肇秦教授提供的资料,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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