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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安徽族田收支管理研究—从“十家管公九家富”谈起(9)

时间:2012-05-07 21:29来源:《安徽史学》 作者:王志龙 点击:

当然,在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舞弊行为,但宗族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解决。在管理制度正常运行中出现的个别现象,宗族可以实行处罚。1890年,歙县唐模许迪吉在管理中贪污公款128块银元被查出后撤职。尽管他很快就死去,但是通过公议,决定由其儿子许永根“以田、屋作抵”,不足部分“另立墨据一纸存匣”,以后再偿还[90]。在管理制度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宗族就重新建立新的制度,从根本上实现改造。婺源李氏由于最初管祠祠首人员较多,管理混乱,“租息之收入与费用之支出从未有存亏盈缺之交替”,“几至祠产变为三十一人之己业”,真是“陋习相沿,目不忍观”。1930年,宗族“邀同全体祠首并请村邻士绅公开讨论革除陋习,新立祠规以杜流弊”。经过努力,到1933年,“祠事整理始得井然”[91]。合肥王氏宗族在嘉庆初年置有祠田,但是历经道光、咸丰和同治几朝,“余利微薄”,主要是因为“经理不得其人”。光绪甲申乙酉间,宗族通过共同商讨决定:“以后所收田房租利,除春秋祭祀、祠中岁修、完纳国课外,概不许他项滥用分文,归四房轮流经理,互相督察”。通过这次整改,宗族的收入不断得到增加。1890年,积蓄就可购买了“市房瓦屋两间”、“秧田三坵约种一斗七升”。到1911年,王氏的公产仍处于不断增加中。族产的增加使族人信心倍增,有办族学、置义庄的愿望[92]。宗族管理不善导致舞弊是存在的,但宗族本身也认为这是不正常现象并积极采取措施改善。管理不善在各族延续的时间长短尽管不一,但最终可以通过宗族自己的努力解决,从不正常走向正常。

有些时候,舞弊的产生并非是宗族所能控制的,这主要表现在战乱时期。战争不仅打断了国家政权给予宗族执行内部管理制度的力量支援,而且使得支众团体分崩离析,本来由制度所维系的宗族内部有序的管理状态被战争压垮了,使管理者可能乘机浑水摸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霍邱等地“土匪遍地”,再加上荒旱,管氏支丁迁徙较多,宗族的轮管制度无法施行,导致一些管理者大肆中饱,甚至将族田占为己有。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管氏宗族又重新建置产业,“在二、三、四、五房公项三书堂名下拨零星小份田拾余石作为祠堂祭田”,重建管理体制,族事渐兴[93]。管理者利用战争制造的机会舞弊,也不是族田收支管理过程中的常态。随着战争的结束,族田的收支管理又会重新步入有序。

可见,“十家管公九家富”把偶尔、暂时的舞弊现象经常化,把个别宗族具有的现象几乎扩展到所有宗族。不排除这句话被高扬时族田收支管理中的舞弊行为较正常情况下为多,因为族田的收支管理正处于非常时期,不仅刚经历战争,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摧毁了给族田以支持的政府,而新生的政权正准备对其实施毁灭性的一击。但当时的群众把族田收支管理中的舞弊现象放大了,没有真正理清管理者多富这种现象的根源,混淆了族田收支管理中的常态和非常态。

此外,在非常时期,偶然现象的增多使人们很容易把偶然误认为是必然,并且符合宗族所定管理者条件的很大一部分人只能是地富乡绅,人们自然建立起剥削者必然以权谋私的理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地富乡绅作为管理者是否想以权谋私,关键在于想法能否普遍成行。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地富乡绅等管理者与舞弊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恰恰就是这些人和族众一起创设了严密的管理制度并努力贯彻实施,使得想舞弊者很难得逞。

注释:

①本文的近代概念是指从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安徽地域以解放前为准,但在资料具体使用上,考虑到族田发展及其管理的历史继承性和宗族本身分布的跨区域性,时间的上下线和区域范围并不完全局限于此。

②相关的研究成果中,专著和文集类主要有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张研的《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韩)田炯权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文治、江太新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度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赵华富的《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和惠的《徽州土地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刘淼辑译的《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等;论文类(收入上述专著和文集的除外)主要有刘淼的《清代徽州祠产土地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绍泉的《明清祁门善和里程氏仁山门族产研究》(《谱牒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邓河的《浅论近代农村的族田经济》(《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傅建成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族田问题及中共政策分析》(《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李江、曹国庆的《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中宗族义田的发展》(《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卞利的《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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