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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2)

时间:2008-08-22 18:38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陈平原 点击:
#e#文字光气一旦暗然而jiān@①,斯则事之至可悲者也。”[1]此文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与卫道热情,已经蕴涵着日后与五四新文化人的直接冲突。至于文章结尾之呼吁“彬彬能文”的“同学诸君”奋发图强,“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与其表彰左、马、韩、欧的《春觉生论文》之开始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都门印书局出版单行本时改题《春觉斋论文》),都发生在1913年,并非偶然的巧合。作为晚清文论名著,《春觉斋论文》初次露面,是在作者刚离开北大之时,据此不难推测,此稿应是林纾任教北大时的讲义。
  《春觉斋论文》不同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劈头就是“论文之言,犹诗话也”,明显回到传统文论的套路。“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字四法”等,偏于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与新学制的规定不尽吻合。从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到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讲授文学研究法及中国文学史的要求有增无减。“应知八则”等勉强可算文学研究法;至于文学史(散文史)的任务,只能由“流别论”15节来承担了。比起先辈刘大kuí@②《论文偶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来,《春觉斋论文》之强调文体演变,明显带入文学史眼光;至于讲求“筋脉”、“风趣”等,更是与其译述西洋小说的经验大有关系。关于史迁笔法的论述,既见于其文论,也见于其小说序跋,二者如出一辙。将《左传》、《史记》与狄更斯、司各特的小说相比拟,强调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这一思路,明显背离“忌小说”的桐城家法。不过,所谓古文,既是语言风格,也含叙述技巧——后者更带普遍性,不太受文类以及民族的牵制[2](P94)。林纾所指认的西方小说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3](P144),不是没有道理的。经过西洋小说洗礼的林纾,其“古文义法”已经不太纯正了——当然,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另一位正宗的桐城传人姚永朴(1862~1939),在北大任教的时间是1910年2月至1917年3月,亲身经历了最高学府里桐城势力之由盛而衰,以致被章门弟子及师友“扫地出门”的全过程。不曾主动出击、但也身不由己地介入文派之争的姚永朴,任教北大7年,倒是留下了完整的讲义。与《春觉斋论文》相似,《文学研究法》的主要着眼点,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写作指导”。据门生张玮称,应京师大学堂之聘后,姚氏开始在以前所作《国文学》的基础上撰写《文学研究法》,每成一篇,辄为弟子诵说:“危坐移时,神采奕奕,恒至日昃忘餐,仆御皆环听户外,若有会心者。”[4]户外的“仆御”是否真的能听懂,我很怀疑;但讲究“别有会心”,确是此书的特长。作者发凡起例,模仿的是古老的《文心雕龙》,而不是刚刚传入的文学史,故不以文学历史的发展为叙述线索,而是集中讨论文学(以“古文”为中心)创作的各种要素。作者不愧桐城传人,谈“神理”与“气味”、说“格律”与“声色”、辨“刚柔”与“雅俗”时,均能旁征博引,折中各家意见,故此书不妨作为桐城文派最后的总结来阅读。
  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初的北京大学,桐城派曾经占有绝对优势。民国初建,章太炎的弟子大批北上,北京大学里的新旧之争,首先体现在六朝文之逐渐取代唐宋文。据沈尹默回忆,章门弟子也有趋新守旧之分,可“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5]。这一纠合着人事、意气、学术观念的“新旧之争”,当然也会落实在文派上。林、马、姚等之很快去职,与章门弟子大举进攻有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曾述及民初北大校园里力持唐宋与推崇魏晋两派之消长起伏,并进而解释林纾后来之所以“不晓时变”,独与浩浩荡荡的新文化潮流相抗争[6](P193~199),所说大致可信。
    二、散文历史之叙述
  作为第一部借鉴西方文学史著而编撰的教材,京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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