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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3)

时间:2008-08-22 18:38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陈平原 点击:
#e#堂国文教员林传甲(1877~1922)的《中国文学史》(1904),历来备受关注。既是“开山之作”,缺陷在所难免,论者往往宽厚待之,甚至努力发掘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自创体例”与“独出机杼”。《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③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③川“文学史”的借鉴,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7](P783~785),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
  林著共16篇,各篇目次如下:一、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二、古今音韵之变迁;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六、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七、群经文体;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九、周秦诸子文体;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十一、诸史文体;十二、汉魏文体;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十四、唐宋至今文体;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16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16款完全吻合。至于后25款,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
  对此写作策略,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篇部分其实有相当明晰的交代:“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又采诸科关系文学者为子目,总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为十数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以资讲习。夫籀篆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书如烟海,以一人智力所窥,终恐挂一漏万。诸君于中国文字,皆研究有素,庶勖其不逮,俾成完善之帙。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③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8](P1)此乃作者最初的设计,希望亦步亦趋,让“章程”的41款款款得到落实。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因担心体例过于紊乱,放弃了后25款。讲义刊行前夕,作者撰写“题记”,对其“大胆取舍”,做了辩解:“大学堂‘研究文学要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录。”[8]其实,在已知的京师大学堂讲义中,林著堪称遵守章程的模范。王舟瑶编《经学科讲义》与《中国通史讲义》、屠寄编《史学科讲义》、邹代钧编《中国地理讲义》,以及陈黻宸编《中国史讲义》,这些讲义的章节安排,均与《奏定大学堂章程》有很大出入。或许,这正好说明了其时“文学史”研究的尴尬位置——既不像“经学”那样标准自定不待外求,也不像“地理学”那样基本取法域外著述,于是,只好照搬现成的大学堂章程。
  正因如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③川著述的改造入手,不如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还有,林著的论述大都蜻蜓点水,几无任何独创性可言,这也与其“依样画葫芦”的论述策略大有关系。“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以及全书章节匀称,每篇字数相当,更是为了便于讲习。说到底,这是一部普及知识的“讲义”,不是立一家之言的“著述”——时人正是从这一角度接受此作的。
  从“文章源流”向“文学史”过渡,由共时性的文章辨体一转而成历时性的历史叙述,这点林著基本做到了;可文学观念的陈旧,使得其仍然以“文”为中心,拒绝小说戏曲等其他文类。反过来,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各种文学史著,在尽量拓展文学视野的同时,对于声誉及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的“古文”,缺乏“了解之同情”[9](P247),所论难免隔靴搔痒。在我看来,对于古典散文研究有所贡献者,综合性著作可举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1928)、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专题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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