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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7)

时间:2008-08-22 18:38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陈平原 点击:
#e#第3卷第501~517页、第11卷609~6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四、晚明小品之发现
  周作人(1885~1967)对晚明小品的推崇,20年代中期便已开始形诸文字;但是,1932年辅仁大学的系列演讲,以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的出版,仍是其学说大为普及的关键。作为一种文学史诠释框架,借助于晚明小品来解读五四文章,自有其合理性。但有趣的是,真正谈得上承继三袁衣钵的,不是周作人,而是林语堂。周氏文章不以清新空灵为主要特征,其“寄沉痛于幽闲”,以及追求平淡、厚实与苦涩,均与明末小品无缘。周氏可谓明末小品的知音,却绝非其传人。强调公安三袁与现代散文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可并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周氏的文章趣味,与晚明小品实有不小的距离。
  如何解释这种文学史主张与个人阅读趣味的差异,不妨就从《风雨谈·〈梅花草堂笔谈〉等》说起。文中不仅对“假风雅”的“山人派的笔墨”表示不以为然,就连屡受表彰的公安、竟陵,周氏也多有讥讽。一方面欣赏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以为“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表示怀疑:“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12]换句话说,相对于世人顶礼膜拜的唐宋八大家,周氏更欣赏其反叛者;基于此文学史判断,晚明小品方才值得表彰。
  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都对桐城文章有过严厉的批评。20年代中期以后,桐城已成死老虎,昔日的反对者也已不屑挥拳相向(注:钱基博在答李详书中称:“曩时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排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此信收在《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1页,可参阅。)。惟独周作人,认定兹事体大,战斗尚未结束,因此锲而不舍地挖桐城的祖坟。之所以称为“挖祖坟”,因周氏不但批桐城,而且更批桐城追摹的唐宋八大家;不但批八大家,而且主要火力集中在领头的韩愈。清人之批桐城,多将其与唐宋八大家区别对待,若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称:“非八家之弊古文,乃学八家者之弊八家也。”章太炎开始批评“宋世吴蜀六士”,可对韩愈尚有恕词(注:参阅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168页)及《自述学术次第》。)。周作人则大不一样,批的正是这“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
  周作人对于桐城派及唐宋八大家的批判,颇多精彩之处。如《苦口甘口·我的杂学》称:“八大家的古文在我感觉也是八股文的长亲,其所以为世人所珍重的最大理由我想即在于此。”[22]《苦茶随笔·杨柳》断言八大家这一路的作品“一无可取”,理由是:“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没有生命”;“可是很不幸的是却易于学,易于模仿”[23]。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讲中,周氏承认桐城派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但更强调“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亲近”,故“对他们的思想和所谓‘义法’,却始终是不能赞成”。以上的论述,多借用清人的言论,并做进一步的发挥。周氏的文论中,更具独创性的,还是其对于韩愈的批判。30年代中期,周作人常提及韩文的“装腔作势”[24](P207~231),而收入《秉烛谈》的《谈韩文》,更称“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一是求统制的道,一是讲腔调的文。周作人的“不赞成统制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25],有对左翼文学旁敲侧击的意味,可并不背离其文学观及其构建的文学史图像。直到50年代初,周作人依然将韩文作为“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的“坏文章”的代表(注:参见收入《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中的《坏文章(二)》和《古文的不通》二文。)。
  周之批韩,很大程度是批桐城思路的延伸。而在论证桐城文与八股文之联系,批评桐城文家学识空疏、于人情物理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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