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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8)

时间:2008-08-22 18:38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陈平原 点击:
#e#幻处缺乏阅历揣摩,以及空谈义法之不可取时,周氏倚重的是王kǎi@⑦运、伍绍棠、蒋湘南的论说(注:参见《古文与理学》(《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书店1985年版)、《关于家训》(《风雨谈》)及《蒋子潇〈谈艺录〉》(《苦竹杂记》,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等。)。清人对于桐城文章的批判,主要出于汉学家及骈文家。蒋的思路大致属于前者,王、伍则当归入后者。对于伍绍棠,周氏反复引用的,其实只是其《〈南北朝文钞〉跋》;王则不一样,其学汉魏六朝诗文,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论者甚至称其“简直是六朝人的脱胎,六朝人的返魂”[26](P51)。清代的骈文家及六朝文章的拥护者,乃桐城之“死敌”,其论说很可能正是周氏最适用的批判武器。倘若左右开弓,以选学批桐城、以桐城攻选学,固然也有成效,但未免过于机巧,并非论辨的正道。以批桐城为主要志向的周作人,对推崇六朝者的论说有所倚重,自然不能不对“选学”有所宽恕。谈及韩文的做作与虚骄,周氏称“八代的骈文里何尝有这样的烂污泥”[27]——这未免有些过分了,似乎更多地带有策略性的考虑。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周作人特别提出桐城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作为批判的靶子。谈及桐城“文即是道”的抱负,前人多讥其名不符实,乃拉大旗做虎皮。周氏反过来,站在新文化立场,最想批判的,正是其所载之“道”,连带及其自以为手握真理,因而为文时的装腔作势、搔首弄姿。对于朝廷提倡的程朱理学,桐城文家普遍奉为圭臬,且不容他人置疑,动辄将对手判为“邪说”,必诛之而后快。周作人曾引方苞、姚鼐诅咒“欲与程朱争名”者必定断子绝孙的书札,说明其“识见何其鄙陋,品格又何其卑劣”(《谈方姚文》)[25]。桐城文家学殖不厚、见识不高,但卫道的立场坚定,很容易因此而派生出为文的蛮与悍。努力追求平淡、温润的周作人,对此尤为深恶痛绝。与朝廷提倡的学说结盟,即便无力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起码也因“积极捍卫”而使文章显得“有用”。可时过境迁,“冰山既倒”,则可能变得“一无所有”。提倡六朝文者,一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讲文章的美感,反而容易取得某种独立性,不大受意识形态变迁的拖累。周氏等人之狠批桐城,而对选学手下留情,与五四新文化人对程朱理学极为反感大有关系。
  不说对于六朝文章的强烈趣味[28],单就明清之文而言,周作人也有诸多奇妙的发现。慑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盛名,世人多关注作者之表彰公安三袁,其实,对于明清文章,周作人还有不少精彩见解。从反正统、通人情、有雅趣、能文章的角度,周极力表彰李贽、王思任、叶绍袁、张岱、傅山、冯班、李渔、袁枚、章学诚、郝懿行、俞正燮、蒋湘南等一大批此前不太被看好的文章家,这点很有见地。只是因其藏学问于随笔,不曾将明清之文的思考系统化并形成完整著述,学界一般不太关注。在我看来,周作人关于明清文章的论述,比许多专门家还要深入、还要精彩。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周氏的阅读不受传统诗评文论的束缚,更多地体现现代人的眼光与趣味。而这,未尝不是一种值得欣赏的路径。
    五、如何面对“古典散文”
  谈论历代文章得失,主要的立足点在哪?是尊重时人的趣味(如刘师培),还是信任自家的体会(如周作人),这是个两难的选择。既强调“历史感”,又希望突出“问题意识”,这需要特立独行的姿态以及别出手眼的论述。林纾、姚永朴之拓展桐城义法,林传甲、钱基博之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章太炎、刘师培之重构六朝,以及周作人之发现晚明,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
  时至今日,国人之谈论“中国散文史”,已在上述诸君所建立的根基上向前推进了好几步,但在我看来,仍有若干困扰影响散文研究的问题深入展开。这里提出的几点设想,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与落实。
  首先,今人所理解之“散文”,与传统中国之“文”有很大距离。潜移默化影响今人思路的,不单是早已盖棺论定的文白之争,还有尚未尘埃落定的文类等级观念。研究传统中国或现代中国的“散文”,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被强力建构起来的概念,并非自然而然,更说不上“天意如此”。既然今人所谈论的“散文&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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