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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9)

时间:2008-08-22 18:38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陈平原 点击:
#e#;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以金人王若虚“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滹南遗老集·文辨》)的开放姿态,去面对这一文类的诸多变异,以及力图理解这一变异背后的审美及意识形态因素,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在中国,“散文”作为文类源远流长,但被正式命名,则是晚近的事情。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形成某种张力,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清理与界定。今人之谈论散文,大都在以下三个层面来回滑动: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应;与韵文相对应;与骈文相对应。所谓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乃是五四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文学概论”的成果。依照其时普遍接纳的西方文学观念,“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宋明两代文人,更愿意沿用韩柳的术语,将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之拘束、不讲求词藻与用典的文章,称为“古文”。直到清人重提骈散之争,“散文”作为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方才屡被提及。不只唐宋以下自觉与骈文相对抗的“古文”是“散文”,先秦两汉不曾着意讲求韵律与对偶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也是“散文”。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秦汉之文乃骈散未明,故无意讲求;唐宋以下则是骈散已分,而刻意避免。至于在与“韵文”相对的意义上谈论“散文”,则有点不今不古,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即打破了明清以下古文家为求精致而日趋小气的格局。不必有意为文,更不必以文人自居,述学文字照样可能充满风采与神韵。这一点,刚好对应了中国散文的一大特性:兼及文与学、骈与散、审美与实用。在我看来,“散文”概念的不确定性,既是陷阱,也是机遇。
  第三,所谓的“文学性”,并非研究中国文章的最佳视角。五四新文化人当初引进“纯文学”与“杂文学”这一对概念,在瓦解“文以载道”传统以及提倡“美文”方面,曾发挥很大作用。但是,这一论述思路,过分依赖某一时期西洋流行的“文学概论”,并将其绝对化、本质化,相对漠视了中国文章的特性及演进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将“文”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剥离开来,满足于纯粹的文本分析,很容易回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老路。谈论魏晋玄言而不及乱世中文人的生命体验,谈论晚明小品而不及江南城市经济,谈论八股文章而不及科举考试制度,谈论春秋笔法而不及历史著述体例,我以为,都很难有令人满意的解答。
  第四,如果说传统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以及民间说唱等,因作者模糊、版本不清,某种程度上可以“就文章谈文章”,那么,散文的情况恰好相反: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明清散文研究”一课的“开场白”中,我讲了这么一段:“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文学史、文化史,还是谈论思想史、学术史,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李渔、顾炎武、全祖望、袁枚、姚鼐、章学诚、汪中、龚自珍等,都是无法完全绕开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29](P2)除了强调从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体味与判断渗透其中;更因为谈散文而不及“生气淋漓”的人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五,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一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纵观两千年中国文学进程,散文与小说互为他者,其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值得认真探究。这里指的不是同一作家兼擅小说与散文,或者同一作品跨越两大文类;也不是插叙、倒叙笔法在散文与小说中的不同命运,或者旅行记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共同启迪——这些虽然奇妙,却都并非不可思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因此,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一努力,不只合理,而且可行(注:在《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文学的周边》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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