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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嘉庆朝文化专制政策的调整

时间:2008-08-22 21:25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佚名 点击:

    任何时代的文化政策都与当时的历史现实需要密不可分的。清王朝发展到嘉庆年间,清朝初建时曾经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以及激烈的满汉民族矛盾,早已被历史的长河泯没殆尽,代之而兴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伴随着王朝的盛衰之变而显现的民生困难、吏治腐败等种种社会问题而加剧,化解阶级对立、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也就成为封建统治者面临的最主要统治难题,及时调整自清初沿袭下来的文化专制政策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

    (一)文字狱政策的停止

    中国古代社会,素有推崇文化专制之传统。号称帝王之师的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明主之世,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1]强调为政应以法律为准绳,使臣民,“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2]。即以仁爱自居的儒家,也未尝不以“禁心”、“禁言”为务。儒家祖师孔子就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3],他摄相鲁国之始,即有少正卯之诛[4]。汉儒董仲舒更从《春秋》大一统之义出发,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熄,然后法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5]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各代厉行文字狱政策,不绝于书。

    北宋元丰二年(1079)夏天,权监察御史何大正等人告发苏轼熙宁年间所做诗文是“讽刺文字”,“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要求将其治罪。结果,苏轼被前后关押了一百三十多天,受株连的还有王巩、李清臣、黄庭坚、司马光等数十人。而其根据是:“陛下发钱以本业平民,则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之无求;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皆是,应口所言,无不以讥谤为主。

    明朝初年,出身衣钵僧的明太祖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臣下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对涉及其出身的“秃”、“僧”、“生”、“寇”、“贼”等字义尤其敏感,屡屡兴起文字狱案。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有“垂子孙而作则”句,两人均遭诛杀。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藻饰太平”句,被理解为“早失太平”,遭斩首;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理解为:“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作过贼”,结果,徐一夔也被处死。如此例子,不一而足。

    清朝统治者出身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亲身体验到汉族知识分子在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传统感触最深,对其民族观念的存在特别敏感,防范尤为缜密,故屡屡掀起针对汉族文人学士之文字狱案,以遏制汉族士人反满思想的滋长,从而威胁到其统治。

    较早的文字狱案是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明书》案。浙江人庄廷鑨购得朱国桢的《明史概》残稿,请人编写成《明书辑略》,刊刻行世。由于庄氏富有资财,书中又多有忌讳语言,故时时被人敲诈勒索。归安令吴之荣诈财不得,遂将其告发,庄氏族人及列名于书的十八人皆论死,庄廷鑨被锉尸扬灰,家产籍没。其后,康熙帝虽然为政尚宽,但仍有戴名世之狱。降至雍正时,对思想界的控制更趋严厉。当时汉族士大夫中,稍有骨鲠之气者如谢济世等人,往往被发配塞外军前,“一则令其观满洲尊君亲上之心如此其谨凛,一则令其观我朝兵营之制如此其整严,一则令其观各蒙古部落熙曍淳朴之风如此其诚实,庶几伊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6]。其时因倡扬“异端”之说而被诛者有之,如陆生柟著《通鉴论》,推崇封建,反对君主独裁,结果被斩军前,“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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