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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末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之关系

时间:2008-08-28 23:33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李细珠 点击:

——以女子参政权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摘要]  清末关于国民意识中性别与权利之关系的问题,存在着女权主义与反女权主义这样正反相悖的两股思想潮流。论者探讨清末女权思潮时,往往有片面夸大之处,似乎女权主义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对于另一股相悖的思潮或视而不见,或有意避而不谈,因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更无法解释复杂历史的矛盾纠葛。其实,清末女权思潮的兴起固然毋庸置疑,但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可估计过高,事实上仍然受到强大的男权势力的制约。清末国人对于女权的提倡与压制并存,双方的力量是极不成比例的,这样正反相悖的两股思想潮流,正是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得以兴起与终至失败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  清末  国民意识  性别  女子参政权

    国民意识的觉醒,是清末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什么是国民?梁启超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 可见国民是构成近代国家的必备要素。近代的“国民”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臣民”而言的,与此相对应的一组概念是“主人”与“奴隶”。如果说臣民在传统封建国家里只是专制君主的奴仆,那么国民则是近代民主国家的主人。与臣民只有俯首听命于专制君主的情形不同,国民理应有参与治理国家的自主权。时人引述近代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2] 这里所说的国民含义,是笼统的指称“一国之民”或全体的“天之生人”,其性别观念是模糊的。试问:女性是否国民及其有否参政权呢?清末关于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的关系问题,答案可以从两方面考察。

    一是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尤其是个别先进女性,作了正面的肯定回答,提出“女国民”的概念,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国民的一部分,女性既具国民资格,则当然具有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

    在清末启蒙运动中,敢于为女性说法而倡导女权主义者的男性并不多见,其中马君武与金天翮是较突出的两位。马君武在译介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的过程中,较早地关注了男女平权思想。1902~1903年,他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并译述了英国哲学家穆勒(即所译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书》关于男女享有平等权力的思想主张。《斯宾塞女权篇》开首即云“公理固无男女之别也”,认为人类不分男女,均享有平等之自由,“男女同权者,自然之真理”。根据天赋人权的理念,女人当与男人同样享有参政权,所谓“与妇人以政权,乃自第一感情(指自然——引者注)而生,因人生当依平等自由之天则,以获人类之最大幸福,故不得不尔,固非第二感情(指习惯——引者注)之所能夺也”。[3] 穆勒的《女人压制论》也是“力主男女同权之说”,其要点是:女人与男人能力相等,其权力必然平等,“女人之有政治权也,乃终必不可免之事也。”至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书》,则更强调女人应与男人享有人的一切公权与私权,包括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人民权。马君武把男女平权与民主共和相提并论,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进入近代文明社会,是因为经历了“君民间之革命”与“男女间之革命”这两大革命,要改变“人民为君主之奴仆,女人为男人之奴仆”的专制国家状况,“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国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权始。”[4] 1903年,金天翮所著《女界钟》出版,敲响了女界革命的钟声,是近代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从《女界钟》引述的西方近代思想资源来看,金天翮的女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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