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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末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之关系(3)

时间:2008-08-28 23:33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李细珠 点击:
#e#ldquo;女国民”的概念。[20] 甚至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是强种强国的根本,所谓“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21] 男女既同是国民,则自然同具权利与义务。“夫天生男女,各有义务,即各有应享之权利。” [22]  作为国民的女子,理所当然享有参预国家政治的权力。时人引述西人话语说:“女子也是国民一分子,国家的事也有责任的,也可干预的。”[23] 总之,基本的结论是:“男子有参政权,即女子亦有参政权。”[24] 这是对于女性是否国民及其有否参政权问题的肯定回答。

    二是大多数人在探讨近代国民意识时,或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性别这个问题,或是很自然地扬男抑女,贬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国民资格及其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

    梁启超著名的《新民说》是清末倡导塑造近代新式国民的代表作,文中多次提到“四万万人”、“四百兆人”、 “国民全体”与“中国人”等笼统的概念,其国民意识中的性别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在论及参政权问题时说:“参政权问题,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25] 性别观念仍然模糊不清。如果不能确定女性是否具有国民或公民的资格,当然也就难以确认女性是否应具有参政权。

    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样,清末不少论述国民意识的言论,都多少存在着有意或无意忽视性别问题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女子地位卑劣低下的传统观念所致。时人描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悲惨境况说:“忧愁惨淡,家庭被压制,娇躯弱质,身体被戕贼,得永远监禁之罚,以‘三从’、‘七出’而终;而且谗妇扇动之,淫婢引诱之,三姑六婆相左右之,僧道妖蛊乃间入以摇惑之。塞聪堕明,弃圣绝智,或流为人奴,或转为人妖,种种恶孽,种种谬因,种种恶果,吾言所不能殚,吾笔所不能述。乃相因相仍相薰陶相掩饰,积成今日不知不识之女界。”[26] 这个因长期以来深受封建传统势力压制而积淀形成的“不知不识之女界”,自然容易被强大的男权话语所漠视。[27]

    在清末,虽然有少数女权主义者鼓吹女权革命,力图为女性争取国民的资格及其相应的权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奴隶命运。有人说:“女人者,米国某新闻家称为副产,而吾国人视为玩物者也。虽近来女界革命之声,稍倡于世,而倡之者几人,人莫与为和,且从而败沮之。故从历史上、现势上观察女界,女子二万万,殆无不可称为奴隶者也。”[28] 有人甚至认为女子是无用的废物,是亡国的根源。“我国四万万人,女子居其半,此二万万女子,皆无用之人也。”“今我国女子,大都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遑论女权!虽欲国之不亡,乌得而不亡!所谓亡国之源也。”[29] 如果说,在男性权势视野下女性确实难逃被歧视的命运,那么,一些女性自己的反思更是发人深省。首先,她们认为,男女不平权主要是因为女性自己放弃了权利,而自甘堕落的结果。“今日女界卑贱、鄙污、奴隶、玩物种种惨恶之现象,岂男子举手投足区区压制之能为力哉?毋亦我二万万同胞不学无术,自放弃其权利也。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二千年矣。纵有不甘于奴隶、玩物,大声疾呼,起而抗之,则举世之人莫不戮之、辱之、摧之、梏之,非独男子然也,女子亦目为怪物。悍者肆口诋毁,弱者腹诽远走,相戒不敢信。”[30] 其次,她们认为,男女平权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吾国志士,愤世俗之日非,阃内外显分畛域,遂倡男女平权主义,谓同具面目,不应有所轩轾,于理论上诚当如是。然天赋既殊,义务即异,性有所近,才有所长,政治从军,男宜优于女,教育美术,女宜优于男,相辅而行,不可事事相提并论也。”[31] 再次,她们认为,女权主要由男子提倡,女性靠男子赠与权利,仍然无法摆脱其附属于男子的命运。“朝闻倡平权,视其人,则曰伟丈夫;夕闻言平权,问其人,则曰非巾帼。…… 男子之倡女权,因女子之不知权利而欲以权利相赠也。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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