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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末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之关系(4)

时间:2008-08-28 23:33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李细珠 点击:
#e#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且男子既可以权利赠人,必其权利之范围恢恢乎。”[32] 最后,她们认为,女子不要男子越俎代庖,而应该自己起来恢复女权。“女子曷不自谋恢复?曷不禁他人之越俎而增我新中国之光彩乎?”[33] 这些女性自己的声音,既反映出女性自身觉醒的一面,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女性降伏于男权的无奈现实。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时人或以民权与女权相对而言,所谓“与民权并现于社会之上,而有待于倡导者,实惟女权”,[34] 这便暗含了“女”在“民”之外的意味。女权主义者也许认为女权与民权同样值得提倡,但一般人则从时局危急的现实境况出发而将女权置诸民权之后。“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今中国犹君权时代也,民权之不复,而遑言女权!”[35]  “女权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苟实行之,则待诸数十年后。”[36] 这种将民权与女权割裂的思想观念,不但取消了女性的国民资格,而且否定了女权的现实意义。

    总之,清末关于国民意识中性别与权利之关系的问题,其实存在着正反两股相悖的思想潮流。论者探讨清末女权思潮时,往往有片面夸大之处,似乎女权主义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对于另一股相悖的思潮或视而不见,或有意避而不谈,因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更无法解释复杂历史的矛盾纠葛。其实,清末女权思潮的兴起固然毋庸置疑,但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可估计过高,事实上仍然受到强大的男权势力的制约。这一点还可以清末舆论控制权问题为例证作进一步说明。有人往往列举女性报刊的创办及其数量,作为清末女权思潮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稍作比较观察,便可知女性报刊在清末舆论界的分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据统计,1815~1911年,中国及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753种,其中妇女报刊仅有37种,[37] 约占总数的2%强,与女性占全国人口半数之比是极不相称的。可见,清末舆论空间基本上被男权话语所控制,女性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甚至女权还要依靠男性来鼓吹。[38] 清末国人对于女权的提倡与压制并存,双方的力量其实是极不成比例的,这样正反相悖的两股思想潮流,正是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得以兴起与终至失败的思想根源。

(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2期,7600字)

注释:

[1]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6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有人认为梁启超这段话是近代最早自觉阐述“国民”概念的文字,参见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第1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说国民》,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2、76页,三联书店1978年版。

[3] 马君武:《斯宾塞女权篇》,莫世祥编《马君武集》第16、17、2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 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莫世祥编《马君武集》第142~145页。

[5] 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36页,上海大同书局1903年版。

[6] 爱自由者金一:《女界钟》第56、65~67页。

[7] 《侯官林女士叙》,爱自由者金一著《女界钟》卷首,第2页(原版《侯官林女士叙》与《黄菱舫女士序》排印错页)。按:有人指出,用“我中国女界之卢骚”指称《女界钟》作者金天翮,其实是一个具有吊诡性的称呼。因为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卢骚关于贤妻良母式的女性教育主张,破坏了他自己主要的伦理与社会学说的重要原则,可视为整个西方父权传统看待女人的代表。卢骚对于女性的意见,从未获得所谓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青睐。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我中国女界之卢骚”作为称誉一位中国男性女权先声的赞词,这正是关于所谓“中国女权”的学说、历史或再现之种种矛盾复杂性的一个症候(参见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第80~81页,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笔者认为,这确实是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思想学说生吞活剥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卢骚在近代中国主要是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形象,因此,用“我中国女界之卢骚”指称《女界钟》作者金天翮,正是揭示其对女权主义思想启蒙的意义。

[8] 冯自由:《女医士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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