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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

时间:2008-08-29 03:26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李玉尚 点击:

  江南地区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正如谢利恒所说:“长江以南,钱塘以北,纵横五十余县境,皆太湖盆地也。土浅水多,蚕桑稻米之利,为全国上腴。”[1]此外,发达的市镇经济,便利的交通,密集的人口等等,都是明清以来的经济史中引人注目的现象。然而,这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超越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发达与文明,使得这一地区的民众也同时承受着传染病的更多危害。本文旨在探讨近代江南传染病的生态背景,以此揭示江南历史的另外一面。
  毋庸置疑,在这一篇论文中将江南地区各种传染病一一论及是笔者力不能及的,限于资料,本文描述与土壤、水体有关的病原微生物所引起的一些疾病,对于通过空气(呼吸道)传播的主要疾病则涉及很少。另外,本文只讨论和平时期的情况,社会异常变动时期(如太平天国战争)的情况,已有专文探讨[2],此不赘述。
  一、乡村环境与传染病
  1845年,英国人赫德(Hedde)从上海出发到苏州去,沿途看到如下景观:
  据说苏州是中华帝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在上海和苏州之间,经过连绵不断的村庄和城镇,没有一寸土地还未被开发。……除了有些蓝色的石灰岩的小山外,邻近苏州的乡村是平坦的,土壤是淤积土。棉花、丝绸、水稻、小麦、黑麦都是常见的农产品。地区间的联系通过河流、运河以及被郁郁葱葱的植被所环绕的池塘。我们可以看到带有锯齿状的大叶子的桑树,……我们常常会看到男人们在用水车进行灌溉。……所有的河道充满了小船、驳船和舢板,来来往往。有些船载满了水果、鲜花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产品。[3]
  便利的水上交通、肥沃的土壤、密集的人口和发达的城镇等等,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江南景观。然而,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仅仅给生活在苏州府的乡村民众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空间,也同样为某些物种的生存提供了优越的孳生条件。以常见的钉螺为例,据1920年代的调查,苏州平缓的水系和河道旁丰富的植被为钉螺的孳生提供了非常适宜的条件。[4]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乡村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进入钉螺和尾蚴的生活区,从而感染血吸虫病。以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儿童为例,“由于经常与河水接触而感染者为最多。渔民及船户儿童,感染最为严重。水田地区,儿童赤脚在河岸行走、游玩、洗手、洗脚、洗衣物等,亦为常见感染的感染方式。较长儿童,协助家长劳动,如放牛、割牛草、割猪草、打湖草、插秧、耘草而感染者,为数亦多。其它如下河游泳、洗澡,亦可感染。至于捕鱼、摸蟹,并非儿童职业,仅为偶尔感染的方式”[5]。
  在松江府,情况要好许多。1844年,雒魏林(W.Lockhart)医生在一次到上海周边乡村的旅行中观察到该地区这样的景观:
  境内河流众多,它们在流入主要河道后入海。在大多数地方,田地高出水道的水平面许多,地面上的水很容易排走,因而很少看到沼泽地和湿地。这里的人看上去是健康和强壮的,正如经常在中国城市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营养充足的民族。[6]
  雒魏林观察到这里很少看到沼泽与湿地,这里的人看上去比较健康与强壮。以现在眼光看,由于受潮汐影响,该地河流流速快得使钉螺无法生存,因而这里的血吸虫病感染率相当低。
  赫德沿着运河到苏州,经过吴江。吴江“是一个盛产丝的地方,邻近著名的丝绸产地嘉兴和十分著名的湖州”。成片的桑树地引起了他的注意。[7]由于植桑获利较多,在清代江南,提倡植桑成为社会精英的舆论所向。如在信义乡,一份资料称:
  里中妇女务农居多,农隙以织麻为女工,蚕桑则从未讲求,同治六年,知县廖纶捐俸银购桑秧教民栽植,时适患水,不果行。光绪二十九年,知县陈绍唐亦买秧数万株劝民领种,里中士人颇有领种以为倡导者,而乡民仍不兴起。此由地势之低洼,亦由民情之偷惰。[8]
  虽然知县提倡,但由于“地势之低洼,亦由民情之偷情”,这一地区在清代一直未改种桑树。同治以前,长江下游的植桑农民大量患一种称做“桑叶黄”或“懒黄病”的疾病[9],其实是钩虫病。1923-1924年,医生柯脱(W.W.Cort)等人在离苏州城约75里的北乡进行调查,检验770名植桑农民的粪便,采用稀释虫卵计算法所得结果,感染率为74%,平均每克粪内,含虫卵4707枚,可见感染程度非常之高。[10]同治六年(1867年)知县在信义乡推广植桑;然而,此时“桑叶黄”病在植桑区农民中已广为人知,知县关注的仅仅是经济利益,至于农业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相关生态问题则未予考虑。
  除了桑田,江南地区还有稻田。稻田及其他积水为按蚊生存提供了良好的孳生条件,一份调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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