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主页 > 徽史纵览 > 徽史论文 >

揭开《金瓶梅》三大谜案

时间:2008-08-30 05:07来源:徽州文化网 作者:佚名 点击:

  《金瓶梅》自从1589年至1593年创作问世以来,历代诸多学者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探讨研究《金瓶梅》的著者,成书时间以及相关的学术问题。文学作品的研究,离不开对时代社会的了解,在《金瓶梅》的研究上,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我们至今还不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它的成书时间在那个朝代?它描写的是那朝的社会背景?它实际反映的是那一个地域的文化?这些问号我们都没有破译,我们又怎能正确地去评判它、研究它?纵观《金瓶梅》的研究,在明末就有学者在探问作者是谁,在文人圈子里议论纷纷。真正以充分的过硬的论据考证《金瓶梅》的是研究明史大家吴晗前贤,他遵照老师胡适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训诂方法,有一份论据说一份话,著成《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推翻了自明代流传至今的许多人深信不疑的,现时还有学者咬定是明代大文豪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谬论。《金瓶梅》流传至今,文人学者研究至今。掀起《金瓶梅》研究高潮时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众多学者、专家涉足金学,风起云涌,形成了旧说犹存,新说并起的热闹局面。国内成立了《金瓶梅》研究学会,并出了《金瓶梅研究》专刊,国外也相继成立了几个《金瓶梅》学术团体。《金瓶梅》研究新旧论说,层出不穷。主要研究焦点是:1、作者之谜;2、南北之谜;3、成书时间之谜;4、文人独创、集体创作之谜,留下这四大谜案。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近十年来,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以后,《金瓶梅》研究冰冷一壶酒,几乎无人问津了。个中原因是这个研究课题遗存的文献史料不多,该挖掘的历史史料都被国内外众多学者挖掘掏尽,再也翻不出新的论据来支撑自己提出的论点!牵强附会之说都找不着一个由头。《金瓶梅》研究熊熊大火燃烧后剩下一堆冷灰,加之,世风日下,人心浮燥,真正浸心做学问的又有几人?
  研究《金瓶梅》必须读懂《金瓶梅》。可惜的是国内外诸多学者根本就读不懂《金瓶梅》。你连原著都读不懂,你又怎么去评判它?研究它?!探讨《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必须解开南北之谜,成书时间之谜,文人独创、集体创作之谜。破译以上三大谜案,水到渠成,《金瓶梅》作者随之浮出水面。
  笔者自撰联曰:埋身金瓶中,坐瓶观天,不知天何其大也;伸手红梅里,弄梅坠地,才晓地有斯人矣。吾违背古训“象山治学以治生为先”,在生活维艰的困境中,坚持研究《金瓶梅》廿余年,深得瓶中壶奥。从“瓶内”、“瓶外”系统地研究考证,解开了《金瓶梅》迄今未能解开的三大谜案。

南北之谜

  《金瓶梅》的诞生地有二说,一说北方,一说南方。认为《金瓶梅》诞生在北方的依据是《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现今的河北省清河县及紧靠的山东省临清市。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找出一些摸不着边际的不切合实际的牵强附会的论据来证明。持这一论说的最走红的是原江苏省教育学院的张远芬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认为《金瓶梅》作者是山东人氏贾三近。他的论点一是故事发生地在山东;二是贾三近是古兰陵县人,正好与《金瓶梅》署名的“南陵笑笑生”吻合;三是《金瓶梅》采用的是山东鲁南方言,并从书中找出了800个他自认为是典型的鲁南方言词。最简单的“做夜作”这个词被山东学者分尸拆骨也解释不清。在《金瓶梅》研究最火红的时候,持北方说的人数还真不少。但是,真正找到充足论据写出有深度的研究文章的人还不多。持南方说的依据主要是从内证加以考量,最有名的是台湾著名的《金瓶梅》研究专家魏子云先生,他主要是从风俗、饮食文化、酒文化、方言等内证考证,认为《金瓶梅》诞生在三吴二浙。香港的梅节先生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是江淮文化。还有的学者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是运河文化。说归说,他们都没有充足的论据来证明自己提出的论点。都是扯到哪里算哪里,最后没有了下文。《金瓶梅》到底诞生在北方?还是南方?《金瓶梅》诞生在徽州!①
  《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北方,这是《金瓶梅》作者无法更改的既定的历史地理背景。因为《金瓶梅》的故事是从天都外臣序百回本《水浒传》中第23回抄出三回,演化成洋洋百万言的巨著,有一个既定的历史地理背景。认识到这一点,就能跳出既定的历史地理背景的误圈。从《金瓶梅》作者生动的、细致的涉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描叙都凸现了徽州地域文化的方方面面,笔者有充足的论据证明《金瓶梅》是全方位传播徽文化的载体,他详尽地描绘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徽州实际的社会状况,揭示了当时富商大贾暴富后奢侈的家庭生活;亦官亦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以及贫富悬殊的二极分化的徽州社会史实。《金瓶梅》作者塑造的新兴商人阶级人物西门庆是徽州富商大贾的典型代表!研究《金瓶梅》必须研究徽文化;研究徽文化,必须研读《金瓶梅》。笔者从《金瓶梅》与徽派建筑、徽州方言、徽州物产、徽州用具、徽州风俗、徽州地理交通、粮食输入情况、《金瓶梅》传抄的来龙去脉、徽派版画、徽州商帮、商业经营、经营行当等系统的研究,都能找着确切的证据证明其书诞生在徽州!具有突破性的是《金瓶梅》苦涩难懂的语言,笔者能读得顺汤顺水,有如与妇孺谈心,能够循音辨字、循字辨音、疏通全书难懂的方言,纠正全书的白字。
  《金瓶梅》以“语句新奇,脍炙人口”而著称于世。“语句新奇”是真,“脍炙人口”是假。《金瓶梅》作者通篇采用了八大方言区之外的隔座山头语音不一的徽州歙县南乡方言和西乡方言。作者将他现实生活中最熟悉的广大群众的口语不加任何修饰地写录书里,使该书语言高度口语化,作者循音赋字,实录唇吻口头俗语,“不求字正,但求腔圆”。有些口头俗语是有音无字的,作者采用同音假借,循音赋字,按音造字,造成《金瓶梅》“语句新奇”,但是读者从字面上无法读通,更难确解字里行间作者表达的精确含意。
  从《金瓶梅》描写的住房及私家园林建筑来看,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穷的靠卖炊饼过日子的武大郎住的是楼房,运回家的货物也是堆放在楼上,书中描叙的生活起居以楼上为主。明人谢肇 《五杂俎》云:“余在新安,见人家多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徽州地皮紧张,空气潮湿,人们生活以二楼为主。作者在第七回写到“大门楼”。这是徽派住宅建筑不可缺少的装饰门面的费工、费时、费钱的集徽派砖雕、石雕、木雕三绝的精华建筑。《金瓶梅》描写的建筑集中反映了明代徽州富商大贾暴富后资本投向富丽堂皇的民宅和私家园林徽派建筑的实际状况,遗存在徽州本土的明代徽派建筑就是不说话的明证。
  《金瓶梅》写到的物产极其丰富,徽州出产的土特产品应有尽有。例如:“香榧”(35回)、“枇把”(52回)、“雪梨”(67回)、“荸荠”(52回)、“豆豉”(45回)、“笋干”(52回)、“冬笋”等等。有些特产的称谓仅为徽州的土名,例如第60回写“苦株”,“株”应为“槠”。“苦槠”,是生在徽州山区的长绿乔木槠树的一个品种,徽州槠树有“苦槠”,“甜槠”之分。徽州歙县出产的“三潭枇杷”,“上丰雪梨”,就是在今天有着先进的运输交通工具的条件下,《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河北清河县,山东临清市的人民也难以吃着,何况400年前船运马驮人挑的时代。
  《金瓶梅》描写的用具是徽州独有的,例如第75回写到:“潘金莲教(叫)春梅掇进坐桶洗牝”。“坐桶”徽州又称“子孙桶”,是徽州特有的闺房深处的一般外人难以看见的妇女专项用具。“坐桶”是没有盖子的长方形或椭圆形杉木箍成的木桶,它的高度以一般妇女的膝盖高度为准,洗脚盆可以坐放在坐桶上,妇女坐在脚盆上洗下身,故称“坐桶”。旧时孕妇是坐在座桶上的脚盆上分娩的,因此古人称生小孩为“临盆”。因为子孙后代都是从坐桶上的脚盆里生出来的,故又称坐桶为“子孙桶”。脚盆的宽度是妇女盆骨张开的极限,后有抱腰的,用一膝顶住孕妇后腰,双手抱住孕妇上腹往下加压,以减轻孕妇自身努力的痛苦,促使新生儿顺利生产。徽州姑娘出嫁陪嫁必不可少的就是“子孙桶”一套,(4件头)徽州现有实物存照。
  《金瓶梅》第68回写到:“只怕冷,教(叫)丫头烧个火笼儿与银姐烤手儿”。“火笼”,即徽州家家都有的“ ”,“ ”俗字“ ”“笼”叠韵,又同为舌音,因此徽州混用,“火笼”徽州冬天取暖的专用用具,竹制有掼,内装有盛炭火坭烧制的钵,有用铁丝或铜丝编织的盖,配有划火的火助。书中把焙火笼的姿式描写的清清楚楚,“夹在裆里,拿裙子裹的沿沿(严严)的,且薰热身上”(见68回),一到冬天在徽州农村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如书中描写的焙火笼的农民。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城镇是府县同城,徽州府、歙县在明代嘉万时期就是府县同城,在明代区域划分上,府县同城的城镇还是不多的。李瓶儿死后葬在南门外五里源的山头上,歙县出南门还真有个地名叫“五里牌”的,只有一字之差,而且,歙县出南门尽是山,故有“山头”之词,临清、清河境内一马平川,何来“山头”葬李瓶儿?②
  西门庆家用酒米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杭州运来?韩道国挟带的百余两银子的大米贩买获取暴利。(见49回),笔者查阅了临清、清河两地的粮食输入情况,有充足的文献史料证明以上两地是余粮县,根本不缺酒米。作者笔下缺米少酒的地方在徽州。万历《休宁县志》记载:“粒米是急,日仰给东西二江,旬日之艘未至,举皇皇枵腹以待。”歙县的粮食供应主要是三吴二浙,从新安江运进,西门庆人物的生活原型的家在歙县西溪南,③到杭州、苏州进货顺带捎回家用酒米就顺理成章了。徽州歙县粮食如此紧缺,韩道国挟带大米回家变卖,肯定能大赚一笔。综合以上方方面面的考量,有充足的论据证明《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在徽州,是以歙县为轴心的。

 嘉·万之谜

  《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有二说,一说成书于嘉靖朝,一说成书于万历朝。持嘉靖说的依据主要是明人留下的记载。沈德符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屠本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廿公作《金瓶梅》跋云:“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今人据上诸说,认定《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持万历说的主要是从《金瓶梅》作者反映的社会生活背景的事实依据考证得出的结论。最著名的是吴晗前贤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考证得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中(1582~1602)的结论。吴晗前贤徵引赅博、议论明达、论据充足、让人信服。郑振铎先贤据欣欣子序中提到的前代骚人作品中有《如意传》、《于湖记》。盖为万历间盛行的小说,自然《金瓶梅》之成书不会早于万历间。对《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作出最大贡献的应是北大的王利器老先生和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王老在《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一文中指出:“《金瓶梅词话》之为书,是以《水浒传》为蓝本的,夫人而知之矣。然《金瓶梅词话》之成书,既在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传》之前,则《金瓶梅词话》所据之底本又将是何等呢?余以诸本综合观之,首先得知其所据为繁本,而非任何一个简本;其次且确知其为天都外臣序本,而非其它。”黄霖教授通过研究得出与王利器老先生同样的结论。两位前辈做出的贡献对笔者考定《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奠定了基础。④
  已知《金瓶梅》是从天都外臣序百回本《水浒传》中抄出,那么,我们来看看天都外臣序百回本《水浒传》梓行于何时。天都外臣为《水浒传》作序,序文落款是“万历巳丑孟冬月天都外臣撰”。“万历巳丑”是万历十七年(1589),孟冬月是阴历十一月。如是《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上限在万历十七年。没有母本,从何抄出?《金瓶梅》的成书下限有袁宏道《与董思白》尺牍为证,该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是诸多研究者认可的。《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有据可考的界定是万历十七年(1589)至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间。从作者成书后再传抄出去,还有一个传抄流传的时间过程,抄一部洋洋百万言的巨著,不是三、五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的,再者从交通闭塞的徽州传抄出去也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故《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下限尚可往前推三年,笔者考定《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1589)至二十一年(1593)之间,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据笔者考证“天都外臣”是明代徽州人汪道昆。汪道昆(1525~1593),明代文学家,字伯玉、号太函、南溟、南明、函翁,出生在现今的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松明山自然村。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查明人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篇》卷五《勋戚·武定侯进公》云:“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编有《晚明曲家年谱·汪道昆年谱》,他找着了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的依据。他说:万历四年丙子(1576)52岁,作诗《丙子元日》见本集卷110。诗云:‘萤荚王正月,柴桑帝外臣。年侵悬恋主,身退得宁亲。’同卷《谼中感旧》四首云:‘旧游逢地主,新筑傍天都。’《水浒全传序》署名天都外臣,此二诗可供参阅。汪道昆在整理校编好《水浒传》后,即着手写《金瓶梅》。诸多研究学者一致认为《金瓶梅》作者深得《水浒》壶奥,对《水浒》有较精到的研究,《金瓶梅》的整体框架结构每十回为一个段落,就是借鉴了《水浒》的文体结构。汪道昆在整理校编《水浒传》时就深思谋虑构思《金瓶梅》了。吴晗前贤研究得出结论,他说:“假使我们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把他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和托名天都外臣编有《水浒传》的汪道昆。”
  万历十七年汪道昆时年65岁,完成《金瓶梅》时是69岁。《金瓶梅》97回回前诗写道:“在世为人保七旬,何劳日夜弄精神。世事到头终有悔,浮华过眼恐非真,贫穷富贵天之命,得失荣枯隙里尘,不如且放开怀乐,莫待无常鬼使侵。”只有六十几岁的人才可以言“保七旬”,再从该诗的含意来分析,也和汪道昆的年龄身心阅历相符。汪道昆草创完成《金瓶梅》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年5月19日去世,他的创作时间非常短促,没有一点时间加以修改。正如李时人在《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一文中说的:“《金瓶梅》小说的整体性充分说明了它是作家有计划的创作,其前后脱节,重出及描写的种种破绽,得因于‘草创性’和‘创作成书的特殊情况’。”

文人独创、集体创作之谜

  《金瓶梅》的成书有二说,一说文人作家独创,一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金瓶梅》研究大家刘辉、徐朔方均持第二种说法。原《金瓶梅》研究学会会长刘辉在《金瓶梅研究》第1期《回顾与瞻望———金瓶梅研究十年》一文中说:“当我们勾勒了和《金瓶梅词话》几乎同时代的长篇名著发展脉络之后,不言而喻,这些长篇小说绝对不会,也绝不可能是某一位大家手笔的个人独运,而是众多民间艺人、书会才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的最后成书,也必然是长期流传,世代累积的结果。为了提示中国长篇小说这一独特的创作规律,经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概括,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我是完全赞同的。”
  迄今,以上两种说法,还没有一种说法被国内外广大研究学者认可。
  笔者考定《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七年(1589)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之间,作者创作时间非常短促,在短短的几年里,何来“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及“艺人创作说”?再讲,查遍历史文献资料,没有一条资料道及《金瓶梅》作为“词话”、“评话”进入市场话过或说书说过。“扬与民弹三弦,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此记载是明崇祯七年十月事,此前《金瓶梅词话》万历丁巳本早已刊行了。《金瓶梅》在短短的几年里成书,无“累积”及“艺人”创作的漫长时间。
  《金瓶梅》以“语句新奇,脍炙人口”而著称于世。作者大量地采用了八大方言区之外的隔座山头语音不一的徽州歙县的方言口语,实录徽州歙县民众的唇吻口头俗语,“不求字正,但求腔圆”。大量运用同音假借,循音赋字,随意造字,促成了《金瓶梅》“语句新奇”。造成现今广大读者难以读懂,研究者难以理解作品字里行间作者表达的精确含意。用普通话难以念通,感到十分拗口,而且感觉作品中错别字特别多。但是,用徽州歙县方言口语去读,读来顺汤顺水,有如妇孺谈心,琅琅上口。特别是潘金莲的语言,尖锐含蓄,丰富多彩,语含机锋,言外有意,富有徽州精明泼辣妇人的口吻。徽州歙县方言口语,隔座山头语音不一,东乡不知西乡语,南乡不懂北乡言。《金瓶梅》大量采用了徽州歙县南乡及歙县西乡(现今的黄山市徽州区)的方言口语,两种方言交替混合运用。徽州歙县许多方言口语是有音无字的,《金瓶梅》作者一时找不着正字而随意循音赋字造字,像录音机一样照录不误。《金瓶梅》作者真实地反映了四百年前徽州歙县口语语音的自然风貌,表现了不同的唇吻色彩,这些变化多端的记音,是徽州歙县语音的“活化石”。
  例如“绑着鬼”。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词典》“绑着鬼”条注释为:“谓不要鬼,不使鬼招”。从原文“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拿出来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俺们莫不赔出来”来看,《金瓶梅词典》注释与作者原意不符。“绑着鬼”,徽州歙县南乡方言口语,“绑”乃“碰”字的方音借字。“碰着鬼”,徽州歙县南乡方言读“梆着鬼”。作者一时找不着正字而随意循音赋字。如第24回又写成“梆着鬼”。“碰着鬼”,语意为做事不顺利,鬼是不祥之象征,人碰着了就要倒霉。“会胜买东西”,用普通话去读不知何意,语法不通。用徽州歙县西乡方音一疏,意思清楚不过。“会胜”是徽州歙县西乡方音“划算”二字的同音假借。徽州歙县西乡“划算”读音“会胜”。文中指的是五娘(潘金莲)、二娘(李娇儿)吝啬些,不比李瓶儿大气。五娘与二娘掌管财权时,买什么东西都要仔细“划算”好后再称出银子来,而且称出来的银子也不给足数,扣斤压两。玳安是经办人,要赔出几分银子来,倒了小霉而发牢骚。用徽州歙县方音一疏,前后文义贯通,语气顺畅,意思明白。而且文中还刻画了李瓶儿、李娇儿、潘金莲三个妇女鲜明的个性。
  例如“江”。第62回:“递了三钟酒与韩先生,管待了酒饭。江漆盘,捧出一疋尺头,十两白金与韩先生,教他攒造出半身。”“江”,用普通话去读,无法读通,更不知何意。它在汉语中只作为名词出现,在此处应作为动词用。“江”端也。“端菜上桌”徽州歙县西乡方言口语说“江菜上桌”。是徽州歙县西乡方言口语语音遗存古音的体现。查《康熙字典》“江”字条释云:“《风俗通山译篇》江者,贡也,出珍物可贡献也。”西门庆为了感谢画匠韩先生为李瓶儿画遗像,“江漆盘”奉上白金作为酬劳,这里带有客气的意思。用徽州歙县西乡方音去念,亲切顺口,懂事小孩也知其意。“江”字在徽州歙县西乡方音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江碗茶”,“把这个空盘江去”,“江碗面”等等,随时都能听到这个徽州歙县西乡独用的方音字。
  例如“得人”。《金瓶梅》第26回写到:“你为什么来打你一顿,撵你不容上前,得人不说出来,大家将就些便罢了,何必撑着皮儿来寻趁人。”“得人”骂人之谓也。徽州歙县西乡方言。周中明教授在《金瓶梅研究》发表《金瓶梅对中国小说语言艺术的发展》的文章中引用原文,因不知“得”字的正确用意而断句有误。据周中明教授告知笔者,他是引用人民出版社戴鸿森校点的版本,可知戴老也不知“得”字的正确含意。周中明教授引用的原文是:“郑爱香正递沈姨夫酒,插口道:应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干女儿,你到明日与大爹做个干儿子罢,吊过来就是个儿干子。”伯爵骂道:“贼小淫妇儿,你又少死得,我不缠你念佛。”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骂这花子两句。”“你又少死得”,语法不通,不知何意。“得”字作为“骂”字来解释就通了。该句应是:“你又少死,得我,不缠你念佛。”“得我”,是指郑爱香骂应伯爵“是个儿干子”。这样一断句疏通,语法妥当,意思清楚。
  例如“肉奶奶”。《金瓶梅》第二回写到:“浓浓的白肚脐儿,窄多多尖翘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肉 ”,又作“肉奶奶”。从本字义看不出名堂,而用徽州歙县南乡方音去读,不禁哑然失笑。“肉奶奶”,丰满肥状之谓也。这里是形容潘金莲胸脯丰满,有特殊的异性吸引力。
  再举一例有音无字的例句。《金瓶梅》第12回写道:“你若有本事到家里,只剪一料子头发拿来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一料”,徽州歙县西乡方音,很窄而长之谓也,带有少的意思。一块窄而长的布,徽州口语讲“一料布”,一块窄而长的地曰“一料地”。笔者知其音,晓其意,而不知正字。原文的意思是婊子李桂姐为了报复潘金莲,激西门庆去剪潘金莲一点头发拿来垫在鞋底内,让潘金莲倒霉。徽州有这种风俗,妇女的头发是不随便给人的。
  以上仅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徽州歙县民众常用的口头俗语,现时还流行,一讲出来,人人明白。
  在方言三要素中,语音更能体现方言的特色。我们只要从《金瓶梅》中寻求音征,从作者循音赋字,随音赋字的语音中,找出作者的籍贯。《金瓶梅》中凡有错别字的语句,笔者特别注意,越是读不通的语句,笔者一遍一遍地默想,不精字眼,而依作者循音赋字,随音赋字的规律而循音趁字,随音辨字,从语音中趁出作者赋于的正确音征的正字或代音字。如上例举的词语用徽州歙县南乡或西乡方音一疏,前后文义贯通,意思明白,读来流利顺畅。而且这些例句的方言词是徽州一地独有的,彼地所无,外地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徽州歙县方言。《金瓶梅》通篇采用地域狭窄的徽州歙县方言口语,如此浓重的徽州歙县的方言口语,说书人说给谁听?又有多少听众能听懂?怎能走向说书市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从何谈起?
  《金瓶梅》书中确有些说书人口吻的明显存在,这不过是其它文学式样的互相借鉴,渗透,溶合现象的表现。在那个时代,诗词歌赋是文学式样的主流,作者不可能不顺应潮流,发挥自己学到的特长,把自己精通的诗词歌赋戏曲杂剧及流行的时令小调顺手拈来写入文章。何况,作者还有抄袭他人作品混在其中。宁宗一先生在《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一文中讲得好:“《金瓶梅》虽然已经过渡到个人独创阶段,但他仍未能完全摆脱话本小说乃前出诸作的格局。”在今天,我们不能戴着博士伦眼镜去看四百年前的刚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变的初期阶段的作品。那个时代流行的戏曲和说唱文学必然影响《金瓶梅》小说体裁的形成。《金瓶梅》自然而然地溶纳其它文学式样,更真实地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小说演进规律的正常轨迹。
  从《金瓶梅》短促的成书时间及作者大量地、熟练地、正确地采用地域狭窄的徽州歙县方言口语来分析,《金瓶梅》是土生土长的,在外做官失意而归隐在徽州歙县家乡的,生活在富商大贾家族的文人独创!
  《金瓶梅》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官场阅历(而且官职不小)、精通佛经道典、熟悉商业情况、熟悉小说创作、戏曲创作,专门研究过《水浒传》章回结构的名士。否则,他不可能写出这样洞穿世事,上通皇帝,熟悉高层官场内幕,下达市井平民,了解三教九流之貌;道经说法,圆通无碍;商海搏击、游刃有余;刻画人物、入木三分;插科打诨、运用自如;“宵人之态、无所不该”;百回结构、章法不乱的宏篇巨制。这位名士,就是出生在徽州歙县西乡(现今的徽州区)一个盐贾世家,在家乡生活了22年,熟知歙县西乡方言。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取进士,曾任义乌县令、调京任武库司员外郎、襄阳知府、升福建按察副史、备兵福宁,与戚继光抗倭寇,建立奇功,升福建巡抚。嘉靖四十五年(1566)自福建罢归故里。隆庆四年(1570)“2月奉钦依着以原职抚治郧阳”。隆庆五年(1571)调任湖广巡抚。隆庆六年(1572)自湖广巡抚入为兵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万历三年(1575)6月请告归里,隐居在歙县东门外桃源坞(属南乡方言区),头尾生活了19年的汪道昆。只有他能够描绘出上达皇帝,熟悉官场内幕。只有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歙县西乡和南乡方言。他出身于世贾家庭,深知商业经营之道。汪道昆归隐后,组建了谈艺的“白榆社”,谈禅的“肇林社”,有创作《金瓶梅》的文学修养。精通道经佛法,解经释法,有独到之说。他有创作时间,又有创作的物质基础及精神条件。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推荐专题 查看更多专题
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手艺只是吸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道理人人都能感受,但放在身处变革时代的手艺人身上,就多出了一份切肤之痛—
安徽第一状元县——休宁状元汇总介绍 安徽第一状元县——休宁状元汇总介绍
休宁县是“中国第一状元县”, 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自宋嘉定十年(1217)至清光绪六年(1880),休宁出了19名文武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