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主页 > 徽史纵览 > 徽史论文 >

略论方东树的“诗道性情”说

时间:2008-09-28 18:05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作者:严云绶 点击:

   《昭昧詹言》本是方东树为课儿孙而作。对具体诗篇的讲评,构成了全书的主体。粗粗看来,人们可能会感到它零星、琐屑,以致忽视其理论性及内在的系统性,其实,方氏不仅在卷一“通论五古”、卷十一“总论七古”、卷十四“通沦七律”等卷中表达了他对诗歌的基本见解与品评具体作品的原则,而且在讲读诗篇时,也处处贯串着这些基本见解与原则。《昭昧詹言》实在是一部理论内涵颇为丰厚的著作。这里,仅就其中的“诗道性情”说,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昭昧詹言》卷一《通论五古》,虽是着眼于五古而立论,但其基本内容,实际上是一部书的理论纲领,是方东树论诗的观点与方法的集中体现。该卷第一则为:  
  传曰:“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咏歌之。”愚按以此意求诗,玩《三百篇》与《离骚》及汉、魏人作自见。夫论诗之教,以兴、观、群、怨为用。言中有物,故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于君父、夫妇、兄弟、朋友、天时、物理、人事之感,无古今一也。故曰:诗之为学,性情而已。[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方东树秉承了儒家诗学的根本观点,以抒情言志作为诗歌的特征;其次,他在“性情”问题上的视野比较开阔,对“性情”的内容作了多方面的理解,除了“君父、夫妇、兄弟、朋友”这些政治、人伦方面外,还列出了“天时、物理、人事”等不一定直接关系教化的方面。从前一方面看,方东树是儒家诗学传统的坚定的守护者,他的言说,没有为古典诗词添加新的内容。从后一方面看,他在继承传统时,又以自己对传统的某些方面的解释,有所突破。有所开拓。这种开拓,在下面这条论述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具体:   
诗道性情,只贵说本分语。如右丞、东川、嘉卅、常侍,何必深于义理,动关忠孝,然其言自足自有味,说自己话也;不似放翁、山谷矜持虚也。四大家绝无此病。[2]  
   在中国古典诗学历史上,《毛诗序》最先提出“吟咏情性”说。不过,它在论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后,接着就强调“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也就是说,吟咏情性必须关乎教化,诗歌必须为“美教化”服务。情性与教化,虽说是正统儒家诗学的两个基本观点,但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教化作用是灵魂,是诗歌价值的最高要求;性情实际上已降为从属的方面。人的性情本来是丰富多样的,但在“美教化”的政治功利原则的限制之下,有许多方面,就会被排斥、摒弃,不得进入诗歌领域。因为,只有符合“厚人伦,美教化”的性情,才能成为诗歌吟咏的对象。正统儒家诗学在肯定情性的同时,又限制了情性,不利于情性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表现。方东树则突破了正统儒家诗学的这一局限。他虽然继承了吟咏情性说,但却主张作诗“何必深于义理,动关忠孝”,也就是认为性情的抒写不必篇篇关乎教化;与忠孝无关,不具有美教化的价值的“性情”,也可以进人诗歌殿堂。这样,他就把“教化”加在“性情”上的束缚破除了,为诗歌表现丰富、多样的性情开拓了空间。
    “吟咏情性”,一直是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中代代相传的一面旗帜。不过,不同的诗论家对“情性”的理解与阐释,往往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或具体内容,因而趋向不同的诗歌主张。比较常见的一种倾向是,用教化原则驾驭性情,强调诗歌的政治功利价值。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祯倡“神韵”说,沈德潜倡“格调”说,各自成派。在当时,都曾影响诗坛,获得了不少的追随者。其实,他们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视教化为诗歌的最高价值,用教化来限制性情。王土祯官高位显,在数十年的康熙诗坛,俨然是众人景仰的盟主。“诗三百主言情”,“发乎唐情”,他这些言论表明,与古代许多诗人一样,以“吟咏情性”为诗歌的特性。但他所言的“性情”是从属于封建教


顶一下
(1)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推荐专题 查看更多专题
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手艺只是吸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道理人人都能感受,但放在身处变革时代的手艺人身上,就多出了一份切肤之痛—
安徽第一状元县——休宁状元汇总介绍 安徽第一状元县——休宁状元汇总介绍
休宁县是“中国第一状元县”, 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自宋嘉定十年(1217)至清光绪六年(1880),休宁出了19名文武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