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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

时间:2008-09-29 01:24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冯天瑜 点击:

一、经世意识在顺康至道咸间的起伏跌宕

“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1]当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在不同学派间又有差异。中国学术很早便有“内圣”与“外王”两条发展路径。强调内圣之学的派别(如先秦的思孟学派,宋明的理学)虽未放弃经邦治国的目标,但经世意识愈益为个体修养及宇宙本体研究所掩没;而强调外王之学的派别(如先秦的苟况,南末的事功派)则以“隆礼”为职志,致力于“修实政”、“施实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同时,经世意识的强弱显隐程度还直接受到历史条件的左右。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封建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经世意识的这种显隐变幻,在有清一朝表现得尤其典型。

清初,历经农民战争、民族战争的洗礼,深受朝代更迭、社会变乱震撼的士子精英,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朱舜水等人,发扬明末东林、复社遗风,以匡济天下自命,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论误国,力主黜浮崇实,留心经世之术。顺康间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声称,他著《读史方舆纪要》为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衡,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2]清初经世学者大都有类似的著述目的。“通经致用”、“明道救世”成为充溢着阳刚之风的清初学术的灵魂。

如果说清初的学术主潮是“经世致用”,那么,处于承平之世而又文网严密的乾嘉时期(公元1736—1820年),其学术主潮却折入追究名物训诂之精微的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为淡化。乾隆间虽然也有戴震、章学诚等经世意识强烈的学者,但他们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受到冷落。而大多数学者穷毕生精力,“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3],专注于辑佚、辨伪,“镇日书帷校勘劳”[4]。钱大昕说:“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非正。”[5]表现了乾嘉学者对“通经致用”原则的保留态度。乾嘉间士人可以而且只允许静下心来从事细致耙搜古籍的工作,连深得乾隆信任的纪晓岚斗胆向皇帝提出经邦济国的建策时,也被乾隆呵斥为“多事”。在那位陶醉于“十全武功”的君王看来,文人的职责不过是制造精密的学术成果,去为“太平盛世”作点缀,至于军国大事,则无庸他们过问。

道光、咸丰间(公元1821—1861年)的情形,则大异于乾嘉。社会危机在道光以降,象火山喷发般展现出来。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阶级的侈糜,吏治的败坏日甚一日,共同激化着阶级矛盾,催迫着清王朝向“乱世”滑落。而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未见的“变局”。这种空前的社会变动,使一部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惊觉起来,他们纷纷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转向中国人十分陌生的、色彩斑驳的外部世界。

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是乾嘉到道咸的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一生历经乾、嘉、道、咸四朝的包世臣(公元1775—1855年)在《安吴四种总目叙》中,概述了他由词章之学走向经世之学的过程,颇有代表性:他幼时受父教,“为八比六韵”,喜好“诵选诗”、“诵选赋”;青年以后,因时世的刺激,“慨然有志于权家,求其书于市,并得法家言,私兼治之”,进而精研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成为一代著名的经世学者。与包世臣相同时的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幼时受教于外祖父段玉裁,在音韵、考证方面颇有造诣,后在时势的驱动下,走向经世之学;魏源(公元1794—1857年)青年时从宋学家姚学塽学,对宋儒义理下过工夫,又向一些朴学家学习过考据方法,后来也在时势的驱动下走向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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