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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理学“义理经济”思想探析

时间:2008-10-17 01:10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作者:史革 点击:

    清咸同年间,在朝野各方的奔走呼号下,程朱理学受到青睐,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部分理学士人把程朱义理之说与经世致用主张结合起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救时局,颇具典型意义。曾国藩、郭嵩焘、罗泽南、刘蓉、夏炯、方宗诚等便是这种思想主张的代表人物。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义理经济”合一思想的形成
    嘉道以后,清王朝固有的统治危机在各方面都暴露出来,整个国家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强化了理学士人的忧患意识和为国分忧的责任感。他们本着“修齐治平”的宗旨思考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对清朝统治的弊病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并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出路,得出的结论是:世运之盛衰在政教,政教之优劣在学术。曾国藩说:“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1]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强调肄习程朱之学的义理,而且主张在肄习义理的同时,关注国计民生,研习经世致用之学,切实解决现实社会中具体问题,带有明显的政治实用倾向。他们认为,程朱理学本来就包括“义理”与“经济”两个方面,只是后儒不善学习,抛弃了理学固有的经世致用精神,陷入了空疏的境地。刘蓉说:“近世学者诵法宋儒,颇牵文义,动涉迂拘,用是常为世所诟病。不知周、程、朱、张数先生莫不洞达世务,体用兼赅,既躬豪杰之资,而所学所养又能充实光辉,含宏博大,非同后世腐小生寻行数墨,稍得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以为独得之秘也。”[2]夏炯主张治学应当“归本于义理经济”,说:
学无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故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诗古文词又次之。至于名物制度、声音训诂,不过藉以攻诗古文词,藉以考经史而已。诗古文词得其概实,经史涉其门矣。是当归本于义理经济,以求为有体有用之儒,斯可以名一家之学。[3]
    而对“义理经济”合一思想阐述得较为明确的则是曾国藩。曾国藩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义理、考据、辞章齐驾并驱,从而形成“孔门四科”的说法。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4]最初,姚鼐曾经提出“孔门儒学”由“义理、考据、辞章”三科构成的说法。晚清时,理学宿儒唐鉴依然持这种看法。他在与曾国藩等人论学时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5]曾国藩治理学出于唐鉴而又高于乃师,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与其他三科并列,提出了“孔门四科”的观点,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师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6]
    在“孔门四科”中,曾国藩始终把义理放在首位,其地位高于其他三科,强调在治学之前,首先要学习程朱理学。而在其他三科中,曾国藩强调的是“经济”,称之为“政事之科”,一切考求各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学问都包括在内,与“义理之学”互为表里。所以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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