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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姚门四杰

时间:2008-10-17 01:16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黄霖 点击:

梅曾亮(1786-1856)、管同(1780-1831)、方东树(1772-1851)、姚莹(1775-1852),是姚鼐门下四个“高第弟子”,人称“姚门四杰”[i]。他们主要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后,所以,“姚门四杰”也可视作近代桐城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他们四人,尽管也都高举“程朱义理”的旗号,但究其言行之实质,并不都与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相背。他们的应变、尚实、求新和爱国的精神,与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先进之士是息息相通的,在文学上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因此,我们应当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变化的一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一批有识之士,面对着社会的危机、民族的灾难,纷纷开始面向现实,探求革新政治、强国御侮的途径和方法。于是,一股提倡经世致用,呼吁社会变革的思潮在社会上激荡起来。在这股潮流中,姚门四杰并没有旁观,更没有促退。他们攻击“汉学”主要是为了反对烦琐考证,脱离现实。他们标榜“宋学”并不崇尚空谈,闭门修性。他们真正重视的,乃是经世致用,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
我们还是从四杰中以卫道者著名的方东树谈起吧。姚鼐曾说他“大用功心性之学”[ii]。特别是四十岁以后,他“不欲以诗文名世,研极精理,而最契朱子”[iii],其所著《汉学商兑》等书,竭力维护宋代理学,俨然以程朱的继承者自居。他论文,的确强调先“务本”、积“道术”,认为“道思不深不能工文,经义不明不能工文,质性不仁不能工文”[iv]。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方东树标榜程朱,鼓吹义理,比其先辈还走得更远,在他的同辈乃至整个桐城派中显得特别突出。正因此,有人甚至认为他是当时“提倡腐烂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中“最典型的代表”[v]。但是,就是一些不满、否定方东树的汉学家们也早就看出其标榜的宋儒义理是块招牌。例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说方是“阳儒阴释”,章炳麟的《检论》也说东树“本以立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今天,我们假如能排除各种成见,如实地研究他一生的言行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生活在历史急剧变革关键时刻的知识分子,感受了时代的进步气息,并未空谈性命而闭门修养,而是在理论上、行动上都比较注意崇实尚用,应变救世,顺应了当时历史的进步潮流。
方东树有一篇《辨道论》,对其理解的儒家之“道”有这样一段解释:“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苛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故同一言也,失其所以言之心,则言虽是而不足传矣。”又说:“人第供当时驱役不能为法后世,耻也;钻故纸著书作文冀传后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耻也。必也才当用世,卓乎实能济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为天下后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厉志力学者也。”方东树之“道”既然主要立足于“救时”、“济世”,以究兴衰成败治乱之理,故他在论及文章之“本”,强调古文“有物”之时,往往与“实”、“用”、“经济”、“功业”、“政事”等联系在一起,并不空谈其“道”或“理”。如《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说:“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宋以前无专揭古文为号者。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在《姚石甫文集序》中论及文章之根本时,也首先强调“本之以经济以求其大”。再如《管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也突出了文章之“本”在于“经济德业”。其《与罗月川太守书》则明确地指明了“儒”的基本特点是将“道德”、“文章”、“政事”三者相互统一,并统一于“通于世务”的基础之上。总之,方东树不论在论“道”,还是在论“文”时,都强调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以救时适变。宋儒鼓吹的一套义理气节,都被他涂上了当时时代的色彩而加以改造过了。因而,方东树标榜的程朱并不是真正的程朱,或者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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