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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近代历史名人——李鸿章(2)

时间:2007-11-05 18:05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佚名 点击: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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