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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名人掌故——章韫胎

时间:2011-08-05 08:51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收集整理 点击:

章韫胎,字盈五,1897年出生于东至县白笏乡白笏村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物,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理科博士学位,回国后亦教亦研,著述颇丰,堪称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是现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和诗人。

赴法深造 获博士学位

章韫胎自幼聪明好学,6岁入私塾,15岁入贵池中学读书,1919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班,同年升入北大法科习经济。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系华法教育会选送赴法第15届留学生,与周恩来等197人同乘法轮皮尔多号西渡。1921年进入巴黎大学生物系,4年后毕业,留巴黎大学生物进化研究所从事昆虫生理的专门研究,先后在《法国生物学会会刊》、《法国动物学会会刊》、《法兰西科学院报告》和《法比生物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蜂巢娥、鱼鳞翅类幼虫的生理研究论文12篇,于1929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国家理科博士学位。10年的留学生涯,章韫胎曾在《读书》诗中感慨道:“未可无书敢信书,一人立说万人迷。只求心目无疑问,觅解原因物不齐。”

学成回国 著述颇丰

1930年2月,章韫胎自法国经西伯利亚归国,随即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细胞学。同年8月,入北平研究生院生物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不久又兼任北大农学院和北大生物系教授。此间,在《北平研究院汇报》、《法国生物学会会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桑蚕胎体、金鱼的鱼鳞及鳍等论文3篇。1932年,章韫胎受聘于武汉大学生物系,先后讲授现代生物学、细胞学,编著了《现代生物学讲义》、《细胞学讲义》等教材(均由武汉大学印行)。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迁移四川乐山,他随校迁居于大渡河畔,名其居为“待渡庐”。除继续在生物系授课外,从1939年开始,涉足成都、峨嵋、灌县、青城山、昆仑、弱水,从事上古部落地位及渊源的考察,他从生物进化演变角度,研究远古朝代的史地,致力于中华民族源流的考证工作,历时四载,不避冬夏寒暑,持续不断,为后来编著《中华历史发蒙》准备了大量的资料。他依据中国古籍参考西籍来探讨,发现中华古史约近万年,上古滇蜀期——三皇五帝世代约历五千年,为中华文化发源之地。中古——中邦期或中期,由于上古末期滇蜀地壳变异,大禹氏率先迁移长江中游,奠居湘鄂,然后进入淮北、渐次开拓中原,次第建立虞、夏、商、周四代,至秦约四千余年。他认为,中华文化发展源于滇蜀,延及长江流域,而非发源于黄河流域,因此流域自古为游牧民族所居,五谷不生、五金不出,不可能创造文明。并谓古籍记事,皆关滇蜀,鲜有涉及北方。此论可谓独立创见也。

1959年6月,章韫胎在武大科学讨论会上作“麒麟考”和“凤凰考”的学术报告。当年11月10日的《光明日报》以《珞珈山的教授们》为题,报道了章的学术活动。文章记述章教授致力科研情况写道:“他的研究总的题目是中华民族之形成,目前正在整理《‘麒麟考’和‘凤凰考’》。他从中外古今书籍对凤凰就是麒麟的描述和读音等许多方面,考证出凤凰就是锦鸡,而麒麟就是羚羊。他对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有自己的见解。”文章最后还引用了章韫胎教授所说的一段话:“读书、搞研究就是我最好的文化活动。要知道,搞研究一旦搞起趣味来,劲头可大着呢!哪怕是一点发现,一小步发展,对我们都是最大的幸福。”

章韫胎教授在生物学、历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遗有大量著述,现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他的学说常为外国学者的论著所引用,如美国李约瑟的《胚胎化学》、《生物化学与形态生成》;约翰逊的《昆虫及多足虫胚胎学》以及朔文著、忻介六等中译本《昆虫学》第四册,也引用了章的细胞学中的论点。1940年,日本人桥川时雍编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亦有《章韫胎小传》。

身处逆境 笔耕不辍

章韫胎教授不仅是生物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古体诗人。

青少年时期的诗篇多讴歌家乡美景,清新自然,生气勃勃。留法10年,积诗40余首为《远游集》,诗中流露了恋国思家的情怀。回国初有《万生集》,抗日中有《牛喘集》和《待渡庐吟稿》。此期的诗作,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讽刺,并且热情讴歌抗日救亡将士的精神和气概。建国后由于忙于教学和科研,诗作渐疏。他的部分诗作清稿,曾经散原先生陈三立为之品题,称赞他的律诗绝句是“气疏达而能真切,语质澹而多新警”,并题名《盈五诗钞》留存。

就是这样一位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在1958年却被错划右派,文革中又受到冲击。身处逆境的章韫胎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他不气馁、不懈怠,仍念念不忘著述。划为右派剥夺了他的教授资格后,他被调到武大图书馆工作,而他却充分利用这个书库、书海的有利条件,搜集整理了中外书刊有关我国近、现代的外交文件资料,这些资料后被国家外交部调用。1979年3月,武大宣布撤销其原处理决定,并恢复其政治名誉。可在10年文革期间,他又被强遣到武大农场监督劳动,后因患高血压病,获准回家治疗。在家中的病榻上,他仍坚持整理了30年来的研究所得,编写了《中华古史发蒙》(初稿)。无奈积劳体亏,1972—1976年,又患腰痛、胃出血和哮喘等多种疾病,或住院、或休养,而身边无人照料。但他不为处境维艰而伤感,豁达乐观,身体好一点,又拿起笔来,时断时续,撰写文稿。后终因肺心病加剧,脑动脉硬化,治疗无效,于1977年9月1日病逝于西安,终年81岁。

章韫胎教授曾有一首描写家乡升金湖的诗,题为《青草湖》,诗云:“春为沃野夏为湖,水涨菱铺水退芜。一片葱茏常在望,只因烟雨暂模糊。”烟波浩淼的升金湖哺育了这样一位知名学者,他的学术贡献将如升金湖水那样,熠熠生辉。

(本文转自网络,作者未知,欢迎知情者提供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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