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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关于辛亥革命的一封佚信

时间:2011-08-14 08:20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张伟 点击:

这几年胡适研究颇热,各种新的史料时有披露,安徽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胡适全集》,其中仅书信部分就收集了2400多封,占了煌煌4大卷。有人统计,胡适从20世纪初留美至1962年他猝然病逝的50年间,平均每天要写一、二封信,其总数应该数以万计。但遗憾的是,其中的大部分均在历史的尘烟中散失了。据云,在此次新出版的《胡适全集》中,大家公认最有价值的正是他的书信部分。笔者收藏的这枚胡适1911年11月6日写给马君武的明信片,内容很有意思,而得来颇为意外。1999年冬,我在香港办展,闲来逛市,偶在中环一家临街的书肆中巧遇此片,店主只以一次大战期间普通实寄明信片的价格索值,令人喜出望外。归来兴奋至极,将此视为此次香港之行的最大收获。此信未为《胡适全集》所收录,谨在此披露之。全信如下:

君武足下:

祖国之乱已不可收拾矣。此邦与论多右民党,以此邦本自由之邦,故尔尔也。欧洲各国舆论如何?兄现尚游历否?久不得书,想甚忙碌。弟今年亦甚忙,日来以故国多事,心绪之乱不可言状,如何!如何!草草奉白,即祝无恙。

弟适顿首

(邮戳:1911年11月6日发自Ithaca)

胡适与马君武早就相识。1906年,胡适考入中国公学,当时该校的教员中有不少是有名的革命党人,老同盟会会员马君武即其中之一。他十分赏识胡适的才学,两人的忘年之交即始于其时。1907年,马君武为躲避清政府的搜捕而赴德留学于柏林工艺大学,学的是冶金专业。三年后胡适也赴美留学,于1910年9月至纽约州的绮色佳(Ithaca,今译作依萨卡),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同在海外的一对老朋友,虽远隔千里,仍经常通信,互通信息,倾诉心声,这在胡适留美日记中可以找到多处记载。如1911年9月7日辛亥革命爆发前,胡适还收到马君武的来信,得知中国公学时旧友杨笃生在英国为国忧愤而投海自杀的噩耗,为之嗟叹不已。马君武也很看重自己与胡适的交往和友谊,1911年,他专门写了一道五律书赠胡适:“已与斯人约,今生为弟兄。思君隔沧海,学技在红尘。主义即宗教,艰难认性情。相期作琨逖,舞剑趁鸡鸣。”(《赠胡适辛亥》),载《马君武先生纪念册》,1940)从诗中看,两人之间的感情很深,到了可以相互倾诉政治理想的地步。笔者根据种种迹象猜测,马君武在9月初寄出给胡适的信之后不久就离德回国了,故胡适11月6日寄给他的这枚明信片他并未收到(这也是此片以后流散在外的原因)。马君武曾自述:“辛亥冬间归国,值武汉革命军兴,随诸君子之后,东西奔驰。”(《<君武诗稿>自序》,载《马君武诗稿》,文明书局1914年版)而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也在马君武病逝时回忆:“辛亥武汉首义,先生代表广西,率先赴会,于武汉与各省代表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碑铭》,载《马君武先生纪念册》,1940)这些都表明,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君武就已经身在国内了。有资料显示,马君武出席了1911年11月30日在武汉举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且具体参与了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1912年1月,马君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南应变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当时名叫君武的并不止一人,明信片上的君武难道一定是马君武吗?笔者认为这是无可怀疑的。马君武原名道凝,号厚山,1901年留日后更名马和,这个名字同时也成了他的外文名,也即Mahoe(参见马君武1932年12月14日致舒新城信,载《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22)。胡适的这枚明信片,收信人的名字写的正是Mahoe,而名字前面的称呼Dipeng是英语Diplomaengineer(注册工程师)的简称,这也是符合马武君的身份。

收信人是马君武无疑,那么,写信人是否一定即胡适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首先,此信寄自Ithaca(绮色佳)。这正是胡适当时读书的康奈尔大学所在地。其次,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报纸同步作了大量报道,而胡适当时广泛涉猎各报,必看的有《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晚报》等。从10月12日起,他在日记中几乎天天记载有关于国内革命的报道,并记下了“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的感想(见其10月14日日记,载《胡适留学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和他在给马君武信中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最后,从现存胡适1911年前后的一些信来看,其笔迹和此枚明信片上的字完全一致;且其当时喜用“足下”、“无恙”、“祖国”等词语,两者也可互相印证(参见《胡适家书手迹》,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胡适留美期间,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以强烈的爱国激情时刻关注着国内政局。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从而更激起胡适对祖国命运的关注。从总体上言,胡适对国内的革命是支持的,当时美国有人诋毁中国的革命,胡适曾予以驳斥,并投书《纽约时报》进行反击。他还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日记中曾一再予以批驳。但同时,胡适信奉的乃是植根于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而派生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因而对激进的革命道路并不以为然。这也是他在此信中坦言自己“心绪之乱不可言状”的缘由。当时很多海外留学生都有这种类似的矛盾心态,如果是拿官费的,还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恐更有彷徨不知所措之感。

在现存的胡适日记中,1911年11月及以后数月的日记均因遗失而付阙如,这封新发现的胡适致马君武的信,为我们了解胡适当时的真实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值得珍视。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一般对事对人往往均已经取舍、文饰,相比之下,书信、日记之类常常更能传达作者真实的内心,在作者未出大名之前尤其如此!

(原载《九州学林》二卷三期。作者张伟在上海图书馆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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