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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为师之道

时间:2011-08-15 23:38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经传方 点击:

胡适先生逝世四十年后,在他初登教坛,后又以在任校长而不得不遽然离去的北京大学,一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教授季羡林先生,决定去台湾给胡适老师扫墓。季先生的秘书李玉洁顾虑他年高远行便婉言劝道:“你不是不轻易出门吗?”他说这次对方邀请,开会的主题“人的素质教育”他很感兴趣,去台湾第二个目的就是想给胡适之先生、梁实秋先生扫墓。李问他,“这合适吗?”他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到台湾后他高烧39度多,还是坚持去给胡适扫墓,还写下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追忆文章。①

在好些年前季先生写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还很敏感,李玉洁劝他别写,写了也没地方发。但他坚持要写,他说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对人不能主观、片面,他还说当时与胡适在一起工作的人剩下不多了,“我要不写出来就不舒服。”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季先生对恩师特别重情谊。

在胡适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他所写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谈到了胡适的许多德行,而其中最令他钦佩与感动的是适之先生奖掖后进:“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胡适先生的“奖掖后进”是泽被群生,有口皆碑的。现在就举几个例子来看看胡适先生对学生的琢育既有高远的目标,严格的要求,又有细致入微的关爱,因而得到学生由衷的爱戴。

先讲讲顾颉刚。

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时蔡元培掌北大,为根治腐败,他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遂广揽具有新思想的教员。胡适刚留美归来,作为旧学新知兼备的学人登上了北大讲坛。当时胡适才27岁,太年轻,北大一班对传统学术 训练有素自视甚高的的青年学子不把他放在眼里。顾颉刚听了胡适几节课后被震慑,认为胡适是位“有眼光、有胆量,有裁断”的历史学家②。在胡适大力鼓吹“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理念的浸润、影响下,顾颉刚接受了实验主义方法论,对胡适强调的“存疑主义”更为倾心,其兴趣遂由哲学转入史学。此时,胡顾之间还没有深交。

1920年夏,顾颉刚毕业了,找工作无门,罗家伦把顾颉刚推荐给胡适。胡适以爱才称著,他为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谋得编目员一职,月薪50元。当获知顾颉刚家累太重,入不敷出时,胡适又私下每月资助他30元,请助其编书。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令顾颉刚十分感动。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日益亲密起来。当时胡适正在研究《红楼梦》,顾颉刚为他搜集曹雪芹的家世等相关资料③。是年秋,胡适发表《水浒传考证》,顾颉刚读后深受启发。他想,既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去研究故事,反之,又何不可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呢?不久,胡适又让顾颉刚标点《古今伪书考》,顾颉刚又从胡适处得到《崔东壁遗书》,获益甚大。崔氏提出“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其世愈后则传闻愈繁”的现象,这一史识,在顾颉刚心中渐渐酿成萌芽。于是“不由得激起了我推翻伪书的壮志”,遂向胡适建议编辑《辨伪丛刊》,又由此结识了钱玄同。在与之研讨古史当中,触发了顾颉刚长期郁积心中对古史的见解,撰写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刊发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顾在编者按中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在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南京东南大学的刘炎黎等史学界人士引经据典大加反驳;更有讥笑和责骂的。顾颉刚的“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的判断被陈立夫等简化为“禹是一条虫”而哄传一时。

1926年,顾颉刚把上述讨论文章结集成《古史辨》出版,一时风靡学界,一年内印行了20版。面对众多的责难、讥讽,胡适却予以热情的肯定:“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蔡元培、傅斯年、郭沫若和王伯祥等都交口称赞。

古史考辨是对旧中国史学界进行的一次革命,推翻了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自此以后,中国古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这对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的变革作用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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