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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东原

时间:2011-08-28 14:59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汪良发 点击:

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徽州老乡、清代著名学者戴东原的思想学术,占踞了他的不少时间,化费了他的许多心血和精力。胡适对戴东原的关注,从戴震像的艰难搜寻到戴震生卒年的认真考订,从《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的揭示,到东原自校《水经注》一卷稿本的惊喜发现,胡适对这位徽州老乡可谓“乡谊深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分析胡适对戴东原思想学术的深切关注就可以发现,这决不是一种狭隘的“乡曲之心”,而是胡适对这位中国杰出思想家思想价值、意义的努力阐释和弘扬,是一种正义的维护和坚持,胡适对戴东原思想的评说和对《水经注》学术冤案的平反,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眼力和正直。反映了胡适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清学真精神”

1924年元月19日是戴震诞辰200周年生日,年青的胡适作为在新文学革命运动中“暴得大名”的新派代表人物,1923年就开始和“旧派代表人物”大学者梁启超联合发起,在京举办纪念戴东原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梁启超非常仰敬戴东原,积极筹划为戴东原“做一回庄严的纪念”,先后撰写了《戴东原先生传》等五、六篇纪念文章,后来全收在《饮冰室文集》第65册。而胡适则在1923年12月撰写了《戴东原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这篇“寿文”。在北京学术界纪念戴东原200周年生日大会于安徽会馆举办以后,胡适经过长时间思考写作,“屡作屡改,改削无数次”、“历二十个月方才完稿”的专著《戴东原的哲学》,于1925年正式发表。1928年胡适又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专门评论了“反理学的思想家戴震”。在此前后的有关文章中,胡适也专门研究和评价了戴震的科学考证方法。

胡适所著《戴东原的哲学》,是戴震逝后一百多年来第一部专门研讨戴震哲学的长篇专著,分三个部分评论戴震哲学及其反响,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精辟见解,对戴氏哲学给予了很高评价。胡适在分析了戴震的自然观、认识论和人性论之后,特别指出了戴东原哲学的时代意义,胡适认为:“戴氏的论理,最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来看,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说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是“中兴哲学”的“第二次尝试”。而“理论是东原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中新哲学建设的基础。胡适特别称赏戴震对后儒理学“以理杀人”的激烈批判,和梁启超一样充分肯定了戴震“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情感哲学”和欧洲文艺复兴思潮一样意义深远。胡适甚至号召人们继承和弘扬戴震这些学者们的开拓精神,“努力改造一种科学的致知穷理的中国哲学”。胡适认为戴氏哲学“从推翻气二元论入手,是很明白的唯物论”,戴震“是个很能实行致知格物的工夫的大学者”。胡适强调:“戴震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理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情的分理条则。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胡适指出:戴震是“用当时学者考证的方法,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学的价值,打倒旧的理学,而建立新的理学,是为近世哲学的中兴”。胡适强调,戴震为代表的“朴学”考证方法,“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清学的真精神”。

胡适认为:“戴震是他自己那个时代中比较最接近科学的学者之一”,“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

胡适对戴东原哲学的倾情关注,有一点十分重要而似乎不太为人所注意。这就是胡适对戴震“重行必先重知”观点的独到分析和支持。胡适指出:戴东原哲学在认识论上,“不肯空谈‘知行合一’,他很明白地主张‘重行必先重知’”,“他自己的哲学便是老实的倾向致知的方面”。胡适强调:“重行必先重知”是“戴学的要义”。对于戴学的这一“要义”,胡适的同学陶行知曾把它归为王阳明哲学本体论“知是行之始”同类而加以批判,认为王阳明、戴震都主张“知是行之始”,都是唯心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对中国教育的负面“影响极深”,麻痹了中国学子几百年。陶行知在这里对戴东原其实是一个误判。胡适则认真分析了戴东原这一表述的真意,对戴震“重行必先重知”的观点是给予肯定的。他从三个方面阐释了戴东原“重行必先重知”之观点的正确性。胡适首先要人们把握、认识戴震哲学自然观(即本体论)“是一种唯物的自然的宇宙论”,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很大胆”的“一元的唯物论”,戴震在“格物才能致知,实践才能出真知”方面有许多明白的论述,不容置疑。因此东原“重行必先重知”观点是在唯物本体论基点上,对认识论的一种辨证观点,和王阳明“知在行先”本体论、和朱熹的“道问学”,都有根本的大不同。胡适指出:戴氏“最反对朱学,而又不是朱学的复辟,颇近于朱子格物致知穷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的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其次,胡适指出东原强调“重行必先重知”,这个“知”有特定的内容。东原是针对后儒理学“天理观念”的“知”,而提出人们要努力“就事物剖析至微,求其必然不可易”的“十分之见”,其重之“知”,既有德性之知,也还有大量闻见之知,戴氏突出主张“重问学,贵扩充”,和后儒理学家的“复其初,冥心求理”不是一回事。第三,胡适还特别提醒人们,戴东原“重行必先重知”观点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很紧迫的现实针对性。因为自程朱理学被统治者作为官方哲学强力推行以后,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已成为“天经地仪”的人之共“知”,后儒“理”学这种“知”根本不容怀疑和批判,那些后儒理学的卫道者们一直宣传:“理”已经摆在那里,“斯道已大明”,“直须躬行耳”,人们用不着再去苦苦求什么“知”,只须在这个“天理”下去实行就行了。戴震正是针对这样一种社会观念对世人的蒙蔽,指出在当时认清这个不容怀疑和批判的“天理”是否真有道理,最为紧迫。因为统治者当时还在“以理杀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重行必先重知”。戴震自己一马当先,撰写《孟子字义疏证》,努力褪去“理”字头上的“神圣”光环,发狂打破后儒心中的太极图。胡适认为,戴震“重行必先重知”的主张,坚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坚持这一主张符合圣贤言学之意,“这真是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胡适的见解,无疑比他的同学陶行知要深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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