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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将军——张治中 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炮

时间:2011-11-19 09:35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张扬 点击:

张治中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周恩来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我们主和的在后头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原名张本尧,字文白。是我们的老乡巢县(现为合肥市代管巢湖市)洪家疃村人。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巢县“三上将(步衣将军冯玉祥,红色将军李克农,和平将军张治中)”就可谓如雷贯耳。因为“三上将”在巢县可称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也是巢县骄傲的资本。

张治中,不论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内,人称之为“和平将军”。他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是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常被委以重任。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主和派,担任过许多重要军职,凡重大事件、重大的国共谈判,都有张治中的身影。尤其是重庆谈判、整军谈判和新疆“伊宁事变”谈判,使张治中“和平将军”获得公认。特别是在1948年11月4日,南京国防部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张治中的“你们主战的先走,我们主和的在后头”这句话,在国民党内高层影响很大。以至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扬言,“凡是主和的都是秦桧,我要准备用手枪对付他。”

同时,张治中又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密朋友。他以其独特的身份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毛泽东语)”。在主管政治部时,把《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西安事变”断然拒绝何应钦指派的三支攻打西安之一路军,力主和平解决;1941年1月10日,张治中得悉“皖南事变”,当即向何应钦陈述意见,并以痛斥。3月2日将自己的忧虑和意见写成万言书,进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失当,将会招致两党关系的破裂;他在武汉期间,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处境困难,物资缺乏,粮食更缺,周恩来找张治中望能酌予协助。张治中便亲自写了条子,命令国民党后勤照发。国民党后勤人员很不理解,“真是奇闻,我们正和共产党打仗,还要我们来接济他们”;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20多年的军旅生涯里,张治中从未参加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的历次反共内战,恪守的承诺,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守土为国,军人天职

张治中是一位有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对国家对民族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他认为,“守土为国是军人的天职”。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孤军奋战,伤亡越来越惨重,中央军却按兵不动,张治中十分焦急,直面蒋介石请战,“中央军应该参加淞沪抗战,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他时任第五军军长,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率部开赴前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并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1937年“八·一三”淞沪再爆战事,张治中率第九集团军亲赴苏州前线抗击日寇,并多次电报急招在英国留学的女儿张素我回国救亡。8年抗战期间,他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学界曾有人将张治中与李鸿章作过一个比较,说:李是安徽合肥人,张是安徽巢县人,就地域而言,同属皖中,系小同乡;就时空而论,李的一生贯穿于19世纪下半叶,张的一生贯穿于20世纪的上半叶。李、张所经历的10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多事、多难、积弱的一个世纪。他们在政界都举足轻重;但就李、张一生的事功论,李鸿章勇于内争,怯于外战;张治中则是勇于外战,耻于内争。固然,我们不必纠结这种类比是否恰当,因为学术是可以百家争鸣的。但是,世界上有许多事,往往仅是一个侧面的解析,却能点击出一个问题的内在或本质。

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1985年,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在张治中将军95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文白先生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我党对张治中是了解的。到了1948年,国共两党经过了20多年的较量,国内形势已经基本明朗,淮海、平津战役正处在关键阶段,解放军势如破竹。12月25日,中共方面公布了国民党头等战争罪犯43人名单。有人说,这一公布对国民党军政大员来说,不啻是一场大地震,南京政府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大有末日降临之感。然而,这里面却没有张治中的名字,如纯以军政职务而论,张治中确也是够得上43人名单的级别。若以战争责任而论,张治中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将军”。他不但在历次国共谈判中,一贯主张团结,反对分裂,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而且是自大革命国共分裂以来,唯一未带兵与中共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为国共关系上的一大奇迹。有史学家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张治中现象”。因此,未将张治中列入43名头等战犯之中,这不论是在当时,还是从后来的形势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处理是完全有道理的。

毛泽东多次说,张治中“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应该说,在1949年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之前,张治中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是拥蒋派,但在处理国共关系上同蒋有着重大分歧,当蒋介石面对以张治中为首席的国民党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席的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商谈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的最后修正案),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别人背叛了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

张治中在回忆录里曾经坦言,自己的人生信条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句教诲:“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合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他从大革命起,就始终信奉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极力维护、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始终没有放弃对和平的期盼,也没有放弃对和平追求的责任,仅1947年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上书言事、贡献和平大计达五次之多,特别是1948年5月的“和平万言书”,那种追求和平的执著,那种直言无忌的痛彻,那种敢于责任的担当,都充分表现出来。5日张治中派人用飞机直送南京最高当局。后来张治中回忆说,完全是出于“个人责任感所驱使,明知其不可为,仍然作最后的进言,寄希望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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