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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跋李大钊书法鉴定始末

时间:2012-05-01 19:47来源:安庆晚报 作者:胡寄樵 点击:

1973年及1984年,笔者曾两次走访住在我市的一位李老先生,动员将其家藏陈独秀书法割让安庆市博物馆征购,由于老先生爱不释手,遂作罢。

这件书法作品是陈独秀记其日本神户事,为李大钊的书法写的一篇追忆跋文,计125字。其内容极为重要,他写与李大钊相识时间是在前清,并不是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的1914年。对这个跋文的字迹、行文、时间以及作品的流传情况笔者作过详考,并撰文《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刊于《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五期),遂引起国内外史学界广泛关注。

兹将拙文《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附录如下:

陈独秀与李大钊同是中共最早创始人。有关他们二人相识的时间,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在1914年。

1984年春,笔者见到两条字幅写的是同一内容的一篇“追记”。这个“追记”是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而在事隔十余年后又将这个书法转赠他人时所作的一篇追忆文字。只是其中一条字在行文上对个别字句,稍作了一些斟酌圈改,另一条字显然是按圈改过的内容重书了一份。经辨认,这两条字均出于陈独秀的手笔,保存完好,系宣纸质地,未经装裱,纸白如新,高110厘米,宽18厘米,分四行,凡125字,首行32字,次行35字,再次行32字,末行26字,均隶体书写,其字拙朴苍劲,甚得汉碑遗意。文曰:“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康俞,即葛康俞,与陈独秀有师门之谊,画家,安徽大学教授,葛康俞之妻即陈独秀二姐之小女儿)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时民国十五年秋九月独秀记于沪滨之越东草堂西楼。”这个“追记”清楚地告诉了我们陈独秀与李大钊这次相晤的时间是在“民国纪元前”,因此,我们可以初步知道,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或在此时,或早于此时,断然不会是1914年的事了。

陈独秀所言的“盖民国纪元前”,究竟指的是民国纪元前的哪一年?陈独秀一生中曾六去日本,除最后一次是在1914年7月应邀赴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之外,其余五次都是在清末时间,即:

1901年10月,第一次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次年3月回国,与何春台、潘赞化等在安庆创设藏书楼,陈演说鼓吹革命。

1902年9月,陈因安庆藏书楼革命活动被清政府通缉,偕潘赞化、葛襄又赴日本,与张继、冯自由等建立“中国青年会”组织。次年3月,陈因剪姚文甫的发辫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国。在安庆领导安徽省的“拒俄运动”,并筹组“安徽爱国会”。

1906年暑假,陈独秀偕苏曼殊游日本,假满即回国。

1907年春,陈又赴日,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次年夏末初秋,游览日本日光山名胜,作《华严瀑布》诗十四章,旋即回国度假。年底又重返日本,居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1909年9月,陈胞兄孟吉患肺疾客死沈阳,陈即由日本动身回国赴沈护柩返皖。

以上是陈独秀五次东渡情况,由于陈独秀(1879年生)比李大钊(1889年生)年长10岁,当陈独秀第一次赴日本时22岁,第二次赴日本时23岁,此时李大钊年幼尚无出国可能。因此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相识的时间只能是陈独秀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赴日中间的一次,即1906年—1909年间事。又据李大钊《狱中自述》所记,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校,读书二年,是时年仅十六、七岁,似无可能东渡日本。至1907年夏,李大钊始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这时的李大钊胸怀报国大志,意决推翻满清政府,革命思想日趋高涨,为了革命他很有可能在考过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暑期中东游日本,觅求知音。故此,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相识的时间,很可能是1907年开始的(此时李大钊时年18岁),至迟是在1908年或1909年。

复按陈独秀“追记”所言,“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据史料所知,1907年陈独秀在日本没有回国,只是在1908—1909年秋两度回国度假,因而陈独秀得到李大钊书法“携归以壮行笥”,看来是1908年或1909年初秋的事了。此与“盖民国纪元前”这一说法也相契合。

由于陈独秀记忆力很强,相信他不致将与李相晤而得其书法的时间写错。还可通过对两条“追记”文字的查对来看,陈所圈改的只是行文的局部,而不是圈改了年月时间部分,这也足资说明他与李相晤于“民国纪元前”的事是没有弄错,这个“追记”是十分可靠的。但由于史料厥如,兼之笔者孤陋寡闻,还尚未见到陈独秀或李大钊在神户方面的材料,故一时无法考出李大钊赠陈独秀书法一事是1908年,还是1909年事。倘若有资料证明李大钊在1909年或在此以前去过一趟日本,那么陈独秀“追记”中所言“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这个时间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时间。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追记”的发现,可能改变史学界普遍认为陈独秀认识李大钊于1914年这个说法,而将他们相识的时间向前推移,这对于研究陈独秀与李大钊早期革命活动及其彼此交往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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