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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灰陈”的桑梓情

时间:2012-11-27 08:10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吴熙祥 点击:

2012年6月,南京市政府将江南水泥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及“民国时期建筑风貌区”,并举行挂牌仪式。2012年9月,中国水泥工业博物馆在唐山预展,陈范有亲自设计、督建的八号窑,作为历史文物原址展出。

宁为玉碎

事情果然如陈范有料想的那样,南京沦陷之初,日商三井洋行上海支行屡次派人询问了解江南厂的产权问题,督促江南厂开工,愈逼愈紧。1938年3月11日,三井洋行向天津江南董事部送达“觉书”(备忘录),单方面提出与江南厂缔结“产销优先合作”协定书。1938年4月至1939年10月,三井对所提要求签订协定之事项频繁催促,情绪激烈,每谓日本军部切望江南早日开机出货,常此延宕,必有一日不能支吾,大非所宜,均遭陈范有等人婉词延宕。

日方历次以利诱威胁督促开工,江南水泥公司仍“抱不资敌、不合作素志,未为所屈”,一再设辞拖延。日军对此“文明抗日”日渐恼火。1943年7月14日,日本驻北平使馆邀启新公司袁克桓常董面谈,称“江南厂既一再延宕,不进行开工,机器废置有误生产,应将江南厂机器搬来华北设造铝厂,令江南务须协力”。

见江南水泥公司无动于衷,12月中旬转而对汪伪实业部施压。陈范有等人虽尽力抗争,最终,未能逃脱被拆机的命运。1944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敌“没收”沦陷区工厂》为题,强烈谴责日寇掳劫江南水泥厂机器设备的暴行。1944年9月4日,日方强行将江南厂设备拆卸完毕,最后一批机件运往山东张店。至此,江南水泥厂主要水泥生产设备被洗劫一空。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江南公司陈范有等人的抵制,尽管最终设备被劫,但公司利用谈判拖延时日,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张店铝厂终未建成。

1950年9月17日,历经16年磨难的江南水泥厂终于开工生产。陈范有更是欢欣鼓舞。10月1日,终于烧出了颗粒状熟料,从而揭开了江南水泥厂生产历史的第一页。它不仅填补了中国油井水泥的空白,而且对抗美援朝和粉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到1951年,已年产水泥15.2万余吨。

通过不断强化管理,江南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因优质、高标而闻名于世,被来华的苏联专家誉为“东方水泥厂之冠”。难怪周恩来总理在听说陈范有去世后,连说:“可惜!可惜!”

地狱里的天堂

虽然对日本侵略者十分痛恨,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但对自己的国家及同胞,陈一甫父子还是充满着满腔热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在此后长达6周的时间里,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30万人惨遭屠杀。如果说,此时的南京城已经是一座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人间地狱,那么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也许就是这座人间地狱里的天堂。

难民蜂拥而至,水泥厂的职工怀着对同胞的骨肉之情,欣然接受难民入厂。他们将难民安排在工人宿舍和施工时用的工棚。随着难民越来越多,后来的难民则自己用厂里芦苇、油毛毡搭棚居住。

日军不时来厂骚扰、捣乱,一日少则数次,多则数十次。难民成分比较复杂,有共产党方面的人,也有不少是溃败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其中就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廖耀湘。这些官兵中很多是伤病员。厂方给他们换上农民服装,以避开日军查询。日军以抓捕躲藏的国民党官兵为名,图欲强奸妇女,工人辄无分昼夜偕同译员挺身而出,相与周旋。

为尽快救治伤员,江南水泥厂创办了临时医院。南京鼓楼医院红十字会派两名护士担任诊治,药品、绷带等亦由红十字会赠送,工人则亲自为他们驾车,保证他们的安全。临时医院最多每天收治七八十名伤员,还容纳少数病人住院。

少数家住附近的难民因逃得太急没带粮食的,他们只敢在夜间潜入家里拿取少许粮食,一些人就在途中被日军杀害。一次,难民因不敢外出,面临饥荒,昆德命手下打着德国旗,去偏远的村民家收购粮食,回来再分发给难民渡过难关。

很快,工厂价值1万余元的金条、金锭、银元和现钞用完。陈范有立即派上海江南水泥公司办事处通过有效方式给江南厂送钱送物。1938年3月19日,他在给厂领导的信中称:“吾厂难民日增,似宜一面设法救济,一面防患于未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厂里支起了不少大铁锅,免费施粥,平均每月有四五千斤(当时稻谷每担3元)。有的难民没有过冬的衣裳等,留守组积极给他们想办法,为他们捐助衣物。

局势稍稳定后,留守组还安排船只帮助共产党方面的人、国民党军队官兵安全离开。离开时,江南厂曾给他们以银元等经济资助。资料表明,在日寇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成为南京最大的难民营,挽救同胞3万余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江南水泥厂被国民政府指定为遣送日本战俘回国的集中营,曾有投降日军一万余人住在江南水泥厂厂房内,其中最高军衔者为中将。日本战俘在此关押的时间为半年左右。

性勤俭而好施与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说:“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上班就忙。那时天津附近一带经常闹饥荒,一闹就有大批饥民涌到天津。陈一甫先生经常叫父亲到市场买粮食,在闹市开粥场。有时一开就好几个月。”

李光羲的父亲是开滦矿务局的高级职员,办事认真,深得他的董事长陈一甫先生的赏识。1947年,李光羲的父亲因操劳过度去世了,这一年李光羲才17岁。经陈一甫安排,李光羲来到开滦矿务局华人董事部,从此捧上了“金饭碗”。

陈一甫生活俭朴,乐善好施。有时穿外打补丁的衣服散步。他的这身打扮,经常引起一些以貌取人者的“误会”。

有一次,在民园一带散步,遇到几个歹徒,专门搞绑架的,向他打听是否认识陈一甫。他一看这几个人就不是什么好人,忙问道:“找陈一甫干什么?”那几个人说:“他欠我们钱!”陈一甫一下子意识到遇上抢劫的了,赶忙说:“不认识!”正当他慌乱之时,歹徒却离他而去。因为,在他们眼里,眼前这位老头怎么看也看不出哪一点像个富翁!

清光绪年间,安徽同乡旅津者业繁人众,有人倡议建立会馆。陈一甫积极参与创办。安徽会馆的会员曾达500人;民国时期,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天津常有弃、溺女婴现象发生。1939年,陈一甫、金梁(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等人发起,联合在同德医院创办了一所“天津保婴会”。创办之初,制定了保婴会章程,收养了各地送来的弃婴14人。

对于陈一甫、陈范有来说,“家乡”两个字在心目中,分量有千斤之重,以至于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心系着家乡。家乡每遇困难,总是倾情相助。

二十世纪初,地处皖南山区的石台县经济文化落后,没有一所新式学堂。1918年,几位在外的石台籍热心人士创办了当地第一所新式学堂——崇实学校。他们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了陈一甫的大力支持。崇实学校越办越大,所需资金和设备也越来越需增加。为了充实学校办学资金,陈一甫父子将其家产捐赠充作办学基金。陈一甫、陈范有先后任石台崇实学校董事长。1932年,他们独立捐建崇实学校七开间教学大楼一栋,次年完工。学校用陈一甫号命名此楼为“恕斋”楼。

1952年陈范有病逝,他立下遗嘱,将自己和子女名下的1004500元股票无偿捐献给国家,还将自家楼房和北京、天津、北戴河、上海、南京等地房产上缴政府,

逝者如斯,英名永存!祖国和家乡人民没有忘记这位爱国实业家、慈善家。

陈一甫、陈范有父子的事迹频频见诸于报端、电视等各种媒体。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北京卢沟桥抗日纪念馆内陈列有陈范有的事迹介绍。2011年11月,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接受“洋灰陈”史料,作为永久性珍藏。而在他们的家乡石台县,也建有陈范有半身铜像、范有图书馆、设立了范有奖学金,并发行了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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