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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反”抗日名将孙立人始末

时间:2013-07-19 09:52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金其恒 点击:

出生于安徽庐江县的抗日爱国将领孙立人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其在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的现代化作战经验和高超的军事作战指挥水平,并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优秀将领,也是国民革命军当中极少数能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级将领。针对孙立人这样的强手,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50年代着手对孙立人进行“策反”。

孙立人的国共渊源

抗日爱国将领孙立人是个传奇性的人物。1942年他主动请缨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以不足1000人的兵力击败近万人的日军,营救出被迫准备向日军投降的英军7000多人,扬国威于域外,是国内外公认的抗日名将。

孙立人毕业于美国著名的维吉尼亚军校,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军事教育和政治理念,他一贯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任何党派不应插足到军队中来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严令各部队彻查共产党人,他对此只是敷衍了事。他率部在印、缅抗日时,也不准在他的部队中建立国民党组织或发展国民党员。而他自己直到1947年8月退守台湾时才不得不加入了国民党。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直到这时才加入国民党,实属罕见。

然而,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他曾不由自主地卷入国共内战的漩涡,两度同共产党交恶。尽管孙立人曾经同共产党兵戎相见,但随着国民党军队打内战越来越不得人心,不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丢城失地折兵,屡战屡败,特别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纷纷起义,对他触动很大,他不仅对战争胜利的信心逐渐降低,也开始怀疑起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他不愿意看到在缅北抗日战场上成长起来的新一军大批官兵倒在反共的战场上,更不愿意看到苦难的同胞刚从日寇的铁蹄下站起来,又陷入国共内战的火海。他对反共的内战日趋消极,“心情抑郁,意兴阑珊”。

孙立人热爱祖国,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孤岛后,当时美国政府想抛弃腐败无能的蒋介石,让孙立人掌管台湾,使台湾脱离大陆,以维护其在远东的霸权。孙立人虽与美国许多政要、高级将领关系亲近,和当时炙手可热的马歇尔将军又是维吉尼亚军校的校友,但他不愿做民族的罪人,不愿看到被日本强盗占领了50年刚回到祖国怀抱的宝岛台湾又从祖国分裂出去,坚决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这鲜明地表明了他作为职业军人的品格。

针对孙立人这样的强手,早在1946年中国共产党就看出孙立人有被策反的可能,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找谁来策反孙立人?

策反的雄关漫道

这时,共产党想到了一个人——龚意农——孙立人元配夫人龚夕涛的胞兄。

孙立人于1919年与合肥龚彦师之女龚夕涛(龚毓兰)结婚。当时孙立人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生,刚升入高等科。18岁的龚夕涛则在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是位大家闺秀。婚后这对新人感情甚笃,和谐幸福,龚夕涛还将姨侄女介绍给孙立人的清华好友杨杰为妻,两家过从甚密。

龚意农出生于1900年,和孙立人同在北京读大学,孙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龚在中国大学商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救亡,1938年,龚意农毅然毁家纾难,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并于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政权中,他长期担任金融、财经、贸易方面的领导,曾任淮南银行、华中银行、省人民银行行长,省委副部长等多项职务,晚年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他既是共产党的干部,又是孙立人的至亲,理所当然地成为“策反”孙立人的不二人选。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关键的一年。新中国已经诞生,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已被消灭殆尽,残部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此消彼长,这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中共在加紧制订攻台作战方案的同时,愈加重视和抓紧秘密战线的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

1950年新年刚过,时任皖北人民行政公署财政处长兼中国人民银行皖北分行行长的龚意农接到皖北区党委通知,说华东局要他速去上海。到上海后,他被安排住在和平饭店,当晚,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会见了他。第二天晚上,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刘晓集体同他谈话。陈毅详细询问了龚意农的家庭状况和主要社会关系,然后告诉他:“这次找你来,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想利用你同孙立人的亲戚关系,派你到台湾去,做做你妹婿孙立人的工作,我们解放台湾时,他不要放枪就行了嘛。”龚意农告诉陈毅:“孙立人同我妹妹早已分居,因他再娶,两家有矛盾,多年不相往来。1947年我在苏北时,陈丕显同志同我谈过此事,1949年春,宋任穷同志在合肥也找我谈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怕达不到预期效果,没有去。”龚意农还说:“南下我回到合肥后,听我妹妹说,除孙立人的哥哥去了台湾,孙立人的弟弟还有其他一些亲属没有跟他走。”建议另找孙立人其他亲属去,并表示自己先去物色,再来汇报。陈毅、饶漱石指示龚意农抓紧了解孙立人在大陆还有哪些亲属,并采取适当方式给以保护。

经过一番商量和了解,龚意农觉得潘仲文是个比较理想的人选。 于是迅速向华东局作了汇报,并提出关于人选的建议。华东局很快同意了龚意农的建议。

潘仲文同孙立人有多重亲戚关系:潘的夫人是孙的姐姐,潘的姐姐又是孙的堂兄孙雨人的夫人。在孙家,潘仲文既是“姑爷”,又是“舅舅”。经刘晓周密安排后,潘仲文于1950年初带着陈毅的亲笔信,扮着富商经广州到香港,再乘客轮顺利地到达台湾。两人见面后,叙谈了各自在台湾和大陆的近况。当孙立人问到潘仲文回不回大陆时,潘这时才说明了来意,把陈毅的信递给了孙立人。孙立人见信后,沉思了一会,就问潘:“怎么不是朱德写的呢?”并再三叮嘱潘不要出去,不要见外人,将尽快派人护送他离开台湾。

潘仲文从台湾回来后,先向龚意农谈了他见到孙立人的情况和孙的态度。然后一同赶赴上海向陈毅、刘晓汇报。陈毅听后笑着说:“潘先生你不虚此行,这一趟没有白跑。”反复强调要注意保密。并指示,为便于联系,潘暂时不要离开上海,等待下一步安排。华东局有关部门把潘安置在待遇比较优厚的上海汇丰银行任襄理,打算派他再去台湾。由于国民党当局破获了所谓“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少将‘共谍’案”,实施戡乱戒严,加强了对入台人员的严格审查和限制。潘仲文几次到香港试图再去台湾都没有成功。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停止。

后来中共又秘密派潘仲文到台湾同孙立人联络,孙立人的回应是正面的。他只是希望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手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当说,这次台湾之行“没有白跑”,是有成效的。只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解放军的主要力量投向抗美援朝战场,历史拐了一个弯,孙立人未能有机会发挥他应当发挥的作用。

传奇名将的爱恨情仇

孙立人不仅是位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也是一名忠孝双全的孝子。1988年他恢复自由后又适逢90大寿,在隆重的祝寿典礼上,他手中就捧着父亲的遗像。晚年思乡心切,总以未能亲自返乡祭祖探亲,而感慨万千。1989年4月孙立人嘱托旧部“陆总”作战署组长潘德辉先生到家乡探寻祖墓,代为祭祖,不久又命长子安平回乡祭扫祖墓。潘德辉先生和安平回乡,笔者都一直陪同。安平是首次回乡,也就是这次回乡,父亲才告诉他大陆还有位元配夫人,要他一定到坟前祭拜。他专程驱车到百里外的合肥小蜀山龚夕涛墓前跪祭,亲切地呼喊“大妈!大妈!”

潘德辉先生回台湾后,于1990年3月6日给笔者来信,详述他回台后,迅即向孙立人面报回乡的所见所闻:“去年我回台后,除把月形山祖墓、金牛老房面报外,特别提到龚夕涛大娘,并出示大娘遗体告别和我拜祭大娘墓之照片,他边看照片边听我说,含着老泪低着头,一言不发,沉默了很久,才呜咽地说:‘德辉,你做得很周到,真非常感谢你!’我还说了大娘的弟弟(应是哥哥)在生前数十年对孙家在原籍亲人做了很多的照料等,他又低头沉默,然后他告诉我,‘一定是龚老四!’(龚意农行四)他还说:‘请将龚夕涛大娘之生死年月日时详写列入家谱立人名下元配栏。’”

此前,孙立人极少向外界道及这段婚姻,两岸涉及孙立人家事的书刊,也都误以为张晶英就是孙立人的元配夫人。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寓所病逝后,1991年2月8日,潘德辉先生给笔者来信说:孙立人“自10月11日住入医院,至11月19日的38天中,大部时间在昏迷状态中,偶尔清醒时,也会说些个人一生的感触……对龚夕涛二奶奶,他总觉内心很愧疚,说龚二奶奶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她为孙家只是牺牲奉献,说一生最对不起龚二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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