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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

时间:2011-03-12 11:18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作者:曾国藩 点击: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檀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絮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絮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絮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祟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欲其侧者乎!”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玖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导读]

曾国藩推崇姚鼐,曾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并与一大批桐城派代表人物,如梅曾亮、朱琦、吴敏树等相往来,网罗人才,入其幕府,为桐城派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桐城派自创立、形成到曾国藩时,巳历一百余年,此文对桐城派的发展,特别是对姚鼐以后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发展情况作了全面叙述与总结,对研究桐城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文中对桐城派“三祖”,特别是姚鼐,表现出崇敬之情,进一步肯定了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文论思想。这说明曾国藩在打桐城派旗号,笼络文人为己所用的同时,力求遵循桐城派的文章传统,也在散文创作上作了一番探究。

其次,这篇文章也表现出曾文气盛的特征。特别是“自洪、杨倡乱……”一段,尤为突出。这一段“义必相辅,气不孤伸”,而浩然直达,遒劲有力,是“文家至难得之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超过了方、姚、梅诸家。

第三,曾国藩之所以能“中兴”桐城派,就在于他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总结并提出符合时势要求的文学主张,对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加以发扬光大。桐城派之所以绵延二百余年,就在于坚持“文贵变”,“有所变而后大”的传统,曾国藩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明确指出“文章与世变相因”。这是对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张扬,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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