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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 大胆探索 敢为人先——芜湖县农业生产大包干始末

时间:2011-09-12 10:02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晋加农 点击:

芜湖县湾沚公社(1983年3月改乡,1992年3月撤乡并入湾沚镇)是率先在全省江南农村乃至全省农村实现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公社。笔者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参加了当时的一些具体工作和调研活动,并有幸三次陪同新华社记者来县调查采访。事过30年,至今记忆犹新。现回顾这段历史,以此怀念我的一些老领导,并希望知情者予以指正。

1978年夏,芜湖县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县境两江一河(青弋江、水阳江、漳河)基本干涸。县委动员和带领十万劳力昼夜奋战,实施拦河打坝,蓄水抗旱,有的地方抗旱甚至筹划实施十三级提水灌溉。丘陵地区的湾沚公社人畜饮用水全靠地、市、县工厂支农汽车拉送,农业生产大减收,使本来就贫困的农民日子更加艰难。9月24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书记王光宇深入湾沚公社视察灾情,指导生产自救,公社书记和县农办主任在汇报时,都向省委领导提出想从生产队集体土地中借部分地给农民种油菜和午粮,省领导听后未置可否。秋种时,湾沚公社为了自救,由生产队借地给社员种油菜、小麦,偷偷摸摸地变相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引起不小震动。但县委听到反映后并未作出反应。12月30日,县委根据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决定由农办王杰主任(后任市农业局长、市政协常委)带队组织一个工作组驻保丰公社团结大队搞包产到组试点,我和张成贵正在澛港,接到部长电话说县委书记江鹏森找我,原来是要我也参加工作组。我们试点工作组还有农办农艺师、经济师梁春园、苏方诚等同志,公社党委书记卫广发(后任县委书记、市人大副主任)也经常不分白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动员会,并和我们一起滚稻草睡地铺。通过调查研究,发动和组织社员,制定和签订了包产到组合同,历时半个多月。包产到组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冬季生产非常喜人,县委当即向全县指导性推广。然而湾沚公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鼓舞下,由借地给农民耕种到包产到户风越刮越烈。湾沚公社党委书记张忠诚不时听到社会上反对和指责的声音,但他看到县委对他未作出强烈批评,就搞了些假纠正,结果使全

公社95%以上的大队和生产队都采取了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79年春,新任县委书记刘登瀛(后任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已故)主持召开常委会研究,同意他们试行一年,但要求对外不公开、不宣传、不提倡,及时给湾沚公社党委撑了腰,受到了广大社员的普遍欢迎。

县委由默认到同意试行一年,在当时是违背中央文件规定的,遭到不少上下级干部的反对,风险可想而知,刘书记经常在办公室(兼卧室)内昼夜苦思冥想,压力特大,特别是《人民日报》3月15日头版头条发表了甘肃省档案局张浩的读者来信,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并加了编者按,按语观点是以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为依据,要求各地对已经出现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做法,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安排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又有这样的按语,谁都知道它的意图和分量。因此被一些人拿来作为武器反对包产到户,说这是复辟、倒退。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像一股春风吹醒了不少人的头脑,人们开始领会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刻含义。时任县委宣传部长赵子斌(后任县人大常务副主任)不仅派人听了邢贲思所长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报告,还将其报告录了音,在全县组织播放。8月初,我和吴克明(现任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书信同志在地委党校理论班学习结业前,党校组织我们到南大请胡福明教授谈他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前后经过,回县后我们即向领导作了汇报。赵子斌部长听后思想更为活跃,他以自己参加土改,经历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的包产到户,1964年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亲身体会,在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会上公开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制。他说“求实而今并不难,是非标准实践量。”还说“风雨几番思量过,坚持真理,党性育我,怕什么?!”10月,县委宣传部安排分六个区举办理论学习辅导报告会。在部长支持下,吴克明同志在报告会上极力公开宣传包产到户是解决困难地区农民吃饱饭的有效途径。

1979年9月,新华社驻安徽省芜湖地区蹲点组关云秋、李长久、陈乐凯等记者在当涂县调查全国选择的沿江中等县了解情况,他们还听说黄池公社(与当涂县黄池镇隔河相望)的西埂生产队,每家户主按指印、盖章,签订“攻守同盟”,秘密搞起了包产到户,想去看看。县农办王杰主任跟我联系,并亲自开县里的防汛指挥艇陪同前往,地方也有领导迎接陪同,结果转了两圈,记者们访问了数十人,竟未采访到事实真相,无功而返。10月,他们又从当涂再次到芜湖县进行蹲点调查。当时,在湾沚公社和其他公社少数生产队带头影响下,包产到户犹如星火燎原,已在全县扩大到50%的社队,并且迅速蔓延。县委和宣传部领导决定还是由我陪同他们采访调查。虽然当时我生病住院尚未痊愈,也立即出院陪同。记者们深入到生产队和社员家里,一般不再要求当地干部陪同,他们说,有社队干部带路或在场,我们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记者们说的对,他们第一次来到西埂生产队未能采访到真实情况,正说明在当时搞包产到户政治上是犯规的,工作上是见不得人的,大家对北京来的记者意图不清楚,又看到全国报刊常有指责包产到户的文章,县委、县革委会虽然默认,特别是县委书记刘登瀛同志冒着政治风险,顶着压力,放手社队自行改革,但社队干部和群众还是不敢讲真话,明明搞了包产到户也讲没搞,总是千方百计隐瞒。记得1978年秋,我随时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干到红杨公社东瑞大队检查秋种时,沿途看到一家一户在田间劳作,而公社书记毕琴书却一股劲地跟我们说不是分田单干,而是小段包工。当时徐部长看到毕书记那样子也未点破。连公社干部对县领导都不敢讲真话,更何况面对新华社记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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