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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 大胆探索 敢为人先——芜湖县农业生产大包干始末(2)

时间:2011-09-12 10:02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晋加农 点击:

因此,这此调查采访活动中,路远的社队由县里派车送去并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回接,路近的我们就步行前往,大多数中饭都是在社员家里吃家常饭。记者们挨家挨户像走亲戚、拉家常一样仔细了解农民的心愿和分田包产后生产和生活的变化,当他们看到农民还用光绪34年前的风车和木制手摇、脚蹬水车及两齿、四齿耙翻地,听说不少社员靠卖血养家糊口,讨饭活命的真实情况时,不断叹息。对包产到户后存在和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象讨论式的一一提出,让社员自己回答,对湾沚公社包产到户仅一年的农户就获得比大丰收的1976年还要大的丰收,交足了国家的,提够了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满满地装在自家粮仓里,有的农户粮仓盛不下时就用围蓆高高地围在堂屋。记者们对湾沚公社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获得空前大丰收,农民生活明显提高的情形,不断发出阵阵笑声。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评说这种责任制的好坏。晚上回到县招待所二楼驻地,赞成和反对的干部都不断找他们理论,人民来信也像雪片一样飞向他们。我们宣传部胡俊祥、韦和忠、陈庆斯和吴克明同志对北京来的记者仍没有表示支持的态度沉不住气了,晚上到招待所与他们展开辩论,记者们很慎重地依据三中全会原则通过试行的,1979年9月28日四中全会刚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文写有“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与我部同志进行了“正反”舌战论理。当时凤阳小岗村热火朝天搞包产到户和万里书记持支持小岗村态度的说法虽已传入芜湖县,但是报纸上看不到消息,也没有领导内部讲话的文件下发。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从根本上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反对“两个凡是”取得了成功,应该说可以实事求是地纠正农村中的“一大二公”的错误,使农村改革立即可以顺利进行了,但那时还有不少问题,包括农村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还不能比较彻底地纠正。正如于光远同志在《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回忆录中说:“由于毛泽东多次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因此当时起草农业文件的人,不但不敢在文件中写进要包产到户的思想,反而在三中全会的农业文件中还写有‘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一错误规定,是三中全会后经过两三年时间才逐步纠正过来。”因此,那时全国报刊上常有指责包产到户的文章和消息,特别是中国《农村工作通讯》上先后刊登了某省第一书记和原芜湖地委政研室领导干部发表的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文章,这对县、区、社领导压力是很大的。县委书记刘登瀛,副书记、革委会主任董树森,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屠跃才,副书记鲁海如,常委陈继明、王庭裕,县革委会副主任陈耀权和赵子斌、王杰、林书彬等领导,见到我便问记者的态度。但记者们在调查中从未正式表态,仅在湾沚公社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快结束的那天,我们从十都大队步行回县的路上,李长久记者对我说,你们县领导可能都在打听我们的态度,现在你可以告诉他们是鞋子大与鞋子小的关系,鞋子小无法穿着走路,鞋子大了也走不了路,他们就知道了。其实在走村串户采访群众的同时,他们也采访了公社领导和大队干部。认真听取了他们对采取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的过程介绍和意见。1979年12月31日,新华社记者们一份题为“湾沚公社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采访调查材料出来了,他们同意县委宣传部的要求,打印了15份分送有关领导参阅,记者们当天赶赴合肥,据后来他们第三次来县搞面上的调查时告诉我,当夜十二点钟受到万里书记亲自接见,他们亲手将采访调查材料呈交给了万里书记。

这份采访调查报告共约3200多字,初稿约有4500多字,我至今还保存着。报告全面分析了湾沚公社的情况,用大量数据材料说明湾沚公社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现状这一规律要求的,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报告还用大量事实对社会上的无端指责进行了辩驳(见附件)。

县委和湾沚公社领导看到这份打印的采访调查材料,心中的石头放下了,包产到户这种农民欢迎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很快在全县迅速掀起,转眼扩大到全县95%以上的社队。但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态度明确反对。1980年春,原芜湖地委派出40名干部,由地区商业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坤和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印存栋带队进驻芜湖县纠正包产到户,在强大的压力下,县委书记刘登瀛在全县有地委工作组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上,积极承担责任,违心地作出了要“纠正”的报告。会后,他对我说:地委领导的讲话和我的报告中凡有关于要纠正包产到户的话一律不要广播宣传,并通知广播站对地委工作组的活动情况一律不准广播宣传。同时,要农办主任带几名干部到埭南公社做做要纠的样子,应付地委工作队。1980年芜湖县划辖芜湖市后,一位市领导到万春区检查工作时不满地说“成千上万先烈的血白流了”。省委第一书记到芜湖铁山召开农业工作汇报会,兄弟县都准备了两种汇报材料,芜湖县坚持实事求是就一种。当时,刘登瀛书记看到来势很凶,即跟县长陈耀权(后任市水利局长、市政协常委)说:“看来我要亲自如实汇报并承担全部责任,你把各项数字给我准备好,你比我年轻,要把责任全部往我一个人身上推”。刘书记以一年多以来,全县包产到户,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件件增长数据作了如实汇报,不想引来省委书记大发雷霆,批评说“这是倒退到老祖宗那里”,“两湖(芜湖、巢湖)都返祖,中国要倒退到哪里去”?“省委要支持的就像当涂县那样,搞包产到户的一律不支持”等等,批评的语气十分强烈,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原芜湖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等领导也跟着说“我们派了40名干部帮你们纠正,你们就是顶着不纠,”等等。会议从上午九点一直开到深夜2点。当时因芜湖县划给芜湖市管辖时间短,市党政主要领导傅大章、朱扬在会上未作发言,实际对芜湖县的做法持支持态度。刘书记散会回县后,我问他为何有如此胆量?他说:“你知道三年困难时期芜湖地区饿死多少人吗?”我说不知道,他把手指一伸很沉痛地说“七十万唉,死一个人都是人命关天,七十万还了得,这还是官方统计的数字,实际还不止七十万,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古人还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呢。反右扩大化时,要不是我们单位领导认为我年青又敢想敢说,天天把我留在办公室值班看门爱护起来,我早就是右派被打倒了,我现在老了还怕什么?”刘书记语重心长、刚正不阿、心系百姓、爱护同志的崇高品德,使我一直由衷地敬佩和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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