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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记忆

时间:2012-03-29 09:19来源:群众文化 作者:杨余泓 点击:

去年因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整个夏天荧屏尽是红色影视剧,央视戏曲频道集中播放一批战争题材的现代京剧,其中有中老年人耳熟能详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还有这几个剧的老版“经典回放”,让我这个“京剧迷”足足过了一把瘾。

说我是“京剧迷”,不如说我是“三分之一京剧迷”,因为我不大看古装戏,而现代戏里偏爱文革期间流行甚广的“样板戏”。

为了不误看这些现代京剧,从六月初开始我就购买电视报,然后用红笔将这些剧目一一勾出,到时间坐在电视机前一心观看。这种按时收看电视节目的事我已有十多年未干了。

这些现代京剧多数是晚上七点半以后播放,洗完澡,坐在空调房间的沙发上,对着电视机,茶几上摆着花生米、卤菜等,一边喝啤酒,一边欣赏。那种凉爽中的惬意和欣赏中的满足,是非“样板戏迷”不能体验到的。也有好几次是中午一点钟播放,其中有的尽管已经看过,但仍然兴致勃勃地再看(因为像这样集中播放现代京剧的情况,于央视戏曲频道毕竟不是常态)。一出整场戏播放两个多小时,看完后正赶上下午三点上班时间,虽然没有午睡,一下午大脑昏沉沉的,心里还是充满了喜悦。双休日更自由,电视里什么放,就什么时候看,管它酷暑高温,管它天昏地暗。

这样集中观看现代京剧持续了近两个月,直到8月7日那个星期天的晚上,还看了国家京剧院新排的《智取威虎山》。七月份天热,静不下心来写作,正好把时间用在看戏上;六月份写中篇小说,但只要播放现代京剧,马上离开电脑坐到电视机前。写小说的时间有的是,看现代京剧的机会可不多。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看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的老版、新版,以及新老版的选场或选段;《奇袭白虎山团》的老版和选场、选段;《红灯记》的新版和选场、选段;其中大多数不止看一遍,使我这个“三分之一京剧迷”认真重温了经典老版,仔细欣赏了重排新版,心中感慨自然万分。

在经典老版(即“样板戏”版)剧目中,谭元寿、洪雪飞领衔的《沙家浜》,童祥苓、沈金波领衔的《智取威虎山》,杨春霞、马永安领衔的《杜鹃山》,冯志效、杜近芳领衔的《红色娘子军》,宋玉庆、方荣翔领衔的《奇袭白虎团》,无论是演员的唱念做打,还是伴奏的激越昂扬;无论是化妆的气宇轩昂(指主要英雄人物),还是服装的鲜艳亮丽;无论是美工的浓墨重彩,还是灯光的收放自如;都堪称精雕细琢的现代京剧上乘品。特别是给观众听觉和视觉的演员的唱和打,唱——谭元寿的高亢、童祥苓的激昂、杨春霞的深沉、杜近芳的圆润……都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心灵受到震撼。打——《沙家浜》里的月夜奔袭和翻越墙头、《智取威虎山》里的雪地滑行和跟头前进、《杜鹃山》里的山路攀援和雨地疾步、《奇袭白虎团》里的敌后穿插和高坡纵跳……无不显示出演员扎实的武功底子和精湛的表演技巧;打的方面还体现在敌我双方的近身搏打上,你来我往,真枪实弹,动人心魄,再加上电影综合艺术的给力,确为现代京剧中的“经典”。

因此,文革期间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抛开政治方面的原因和“三突出”的因素,其艺术性是不能否认的。那时候是集体创作,人财物保证,又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谁敢怠慢?央视此番借庆祝党的九十华诞之际,回放这几个“经典”剧目,是有其道理的。

相比之下,这几个“样板戏”的新排版则逊色不少。

逊色在哪里?我感觉,一是唱腔,主要英雄人物(如李博扮演的杨子荣)声调不够,音域不宽,不能很好地唱出杨子荣“气冲霄汉”的豪迈气概;二是化妆,正面人物的装扮不精细,眉眼间不是眉毛扬不起来,就是下睑线太浓,显示不出正面人物的勃勃英姿;三是武功,敌我间对打的节奏太慢,往往一方摇好了架式,另一方还未上套,一些靠腿功完成的动作需要手来帮忙,《杜鹃山》里的山路滑行给人以摇摇欲坠之感,《沙家浜》里的翻越墙头看得人提心吊胆……

但是,新排版也有亮点,在《沙家浜》演出现场,谭派第五代传人、老版郭建光的扮演都谭元寿欣然捧场,其子谭孝曾出演每五场《坚持》中的郭建光,其孙谭正岩则出演其余各场的郭建光,演出结束谭派三代同台谢幕,堪称梨园佳话。王蓉蓉扮演的阿庆嫂做工精细,唱念俱佳,富有韵味,举手投足都显当年洪雪飞的英姿,是新排版中较为成功的一个角色。柯湘的扮演者王润菁,眉目传神,音色甜润,做打干练,阴柔中透着阳刚之美。更可喜的是,各方面日臻成熟的谭正岩只有33岁;外形酷似钱浩梁、扮演李玉和的张浩洋年方二十三,刚从戏典学院毕业。真可谓:后生挑大梁,梨园有传人。

看完这些现代京剧,这个夏天也就过去了。

我对“样板戏”的痴迷,源于我的少年时代。

我1958年出生于合肥,在省城长到15岁。文革前,我家从当时阜南路东段一座尽是草房的小四合院搬到阜南路中段的一栋青砖黑瓦木质楼里。青砖楼的正对面是原合肥晚报社大楼,西边是紧挨着的是一栋[字形红砖楼,即当时的安徽省京剧团宿舍。

当年安徽省京剧团的一些主要演员,是五六十年代上海专业剧团支援内地京剧调到合肥的,著名的有谢黛林、徐鸿培、薛浩伟等人。而徐鸿培(当时在省艺校任教)、薛浩伟(后来成为京剧理论家),以及当年在省城剧坛颇有名气的董树鹏、张菊隐、王元锡等人的家就在[字形红楼里,自然成了我的街坊叔叔,而他们的儿子,以及[字形楼里其他演职人员的儿子,就在成了我的邻居小伙伴,有的还是同学。

演员讲究曲不离口,不演戏也要嗓子。每到晚上或周六、周日下午,[字形楼里总是传出样板戏里男主角的唱段,在一个演员或拉京胡的人家里,围坐着三五人,其中一人操琴,其余的人转流演唱。由于是专业演员,他们唱得音高调长,慷慨激昂,很有穿透力,我们在青砖楼里听的很清楚,并常常到他们家的窗口,现场聆听他们的演唱,晚上直到大人循着唱腔唤我们回家睡觉,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大概就是我最初的京剧启蒙。

我们青砖楼的平民孩子与字形楼里的艺人后代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玩耍,春天采桑叶、夏天逮蛐蛐、秋天打弹子、冬天踢毽子,什么滚铁环、拍画片、击桃子核、赌香烟纸,无所不玩。经常三五结伴去东边几百米处的市体育场踢足球,如遇到别处的小伙伴也在踢球,就各自成队打起比赛,而担任守门员的是某位演员的儿子,他们受其父的影响(或指导),身手比一般人敏捷,往往能鱼扑救险球。市体育场内有座露天游泳池,暑假期间我们就常到游泳池里戏水,青砖楼里的孩子最多在中池里游上一段,而艺人的孩子则喜欢在深水池畔翻着跟头往水里跳,有点像跳台跳水,有的还真跳得像那么回事,没少博得大人的称赞。

现今安徽省徽京剧团当家老生、戏剧“梅花奖”得主(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主演京剧《徽班进京》和《程长庚》)董成,就是我们的其中一员。记忆中的董成好像小我一两岁,小脑袋瓜子很聪明,嬉闹中喜欢出些馊主意,使别的小伙伴吃亏。踢球时董成是守门员,经常杂耍般地扑球;游泳时他的跳台跳水跟斗飘、压水美;踢毽子他又踢得相当好,右脚的内侧、外侧、脚背、后跟在左脚的配合下,能踢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这或许就是他的艺术天赋。

除了玩,就是看戏。在那个“破旧立新”年代,省京剧团一出接一出地排演那几个样板戏,我就和董成他们经常去“合肥剧场”,免费观看他们爸妈的演出。

当年“合肥剧场”坐落在阜阳路和淮河路交叉口,是省京剧团的专用剧场(东边不远处就是“江淮大戏院”)。我们一帮小孩不是趴在舞台的下沿看戏,就是窜到后台休息室里看暂不上场的演员或补妆或闲聊。青砖楼里的孩子中数我的戏瘾最大,所以去“合肥剧场”看戏的次数最多,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等不知看了多少遍,时间一长,就与那些街坊演员叔叔、阿姨们混熟了,他们有的还能叫出我的小名。

出身梨园世家,自然受到艺术的熏陶,又看了那么多遍样板戏,剧情的进展、角色的台词、人物的唱段、演员的动作,甚至京胡的疾缓、锣鼓的节点,董成和其他演员的孩子都熟记于胸,经常在放学后和星期天,因地制宜地“演”了起来。杨子荣、座山雕,加上几大金刚,就是一场“打进匪巢”;郭建光带领七八个伤病员,就是另一场“芦荡枪声”。我虽不是他们的同类,但我喜欢样板戏,又是他们的好伙伴,所以我也时常参加他们的“演出”,扮演金刚一或战士乙等小角色。而杨子荣、郭建光等主要英雄人物角色则非董成莫属,他稚嫩舒展的唱腔、抑扬顿挫的台词、维妙维肖的动作,往往把我们一干人带进剧情之中,引得过路人也驻足观看。

学校组织排练样板戏折子戏,董成率他的“全班人马”担纲上演,在学校操场、在单位礼堂、在人行道上,化了戏妆、穿上戏服、拿着道具的“杨子荣”、“郭建光”演得格外认真,并随着剧情发展不时做出几个“高难动作”,赢得阵阵掌声。一时间,“小童祥苓”、“小谭元寿”的赞誉,夸得董成笑眯眯的,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也觉得美滋滋的。

后来,我进了中学,董成他们还在小学,在一起玩耍的次数不像以前那样多了,再讲,我们正慢慢长大,知道害羞了,也很少在光天化日之下“演”样板戏。这时候到了“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初,各行各业开始恢复正常,省城几家文艺单位,如省文工团、省艺校、市庐剧团等纷纷招兵买马,我们业余宣传队中有几个小“演员”幸运地考了进去,令人羡慕地拿起了工资。我也两次进入省艺校和市庐剧团的复考,最终被淘汰。不久,合肥市成立半专业性质以演京剧为主的“红小兵宣传队”(即后来闻名华东地区的“合肥青年京剧团”),我的那些“演员”伙伴大多加盟,可是“男一号”董成却不在其中,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和董成来往少了,也没有专门去问他是什么原因。

就在我为董成惋惜之际,他考入了当时很少招人的安徽省京剧团,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正式京剧演员。我还未来得及向董成祝贺,就随家离开了合肥,从此和他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多年后,董成成了一名颇有建树、闻名国内的京剧艺术家;更没想到26年后我不但见到了董成,而且还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他。

那是1999年,我去合肥采访一个文化活动,在活动现场见到了董成。

他,身材魁伟,方面大耳,一件藏青色立领中式上装显得与众不同,那艺术家独有的半脸络腮胡子更是引人注目。活动中,他唱了一曲杨子荣的《迎来春色换人间》,激昂的声调博得满堂喝彩。

唱毕,我走过去,半是搭讪半是采访地和董成聊了起来,当我提到我们儿时的友情、某个嬉闹的场面、某次演出的情景,特别是我说出他儿时的绰号时,董成不好意思地笑了,慢慢地点点头:“想起来了,对!想起来了……”

我和董成坐在现场一角的卡座里亲热地交谈着。他询问我这26年的人生经历,羡慕我成为“无冕之王”;我则祝贺他荣获“梅花奖”,成了京剧名流。他叫着我的小名说,我们从小在马路边演戏,现在我在舞台上演,这辈子除了演戏还能干什么?我应答:振兴京剧,弘扬国萃、你老弟贡献不小!他说:哪里,哪里!

我们聊儿时的欢乐,聊中年的不易,聊样板戏盛行的特定年代,聊京剧艺术的发展趋势,至到活动结束。回来后,我在本报刊发了董成的专访稿,总算了却了我对样板戏年代追忆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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