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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眼中的李鸿章

时间:2010-12-17 15:57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王光汉 点击:

1984年春节期间,28岁的孙中山离开自己所开设的药局,回老家翠亨村,闭门谢客十多天,给71岁的李鸿章写了一封7800多字的信,这就是曾发表于《万国公报》、现存于《孙中山文集》中的《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对这封信的文字十分重视,先请好友陈少白修订,后又到上海请王韬斧斫润色,才最后定稿。

这份历史文献牵涉到孙中山对李鸿章71岁之前的看法,对当今评价李鸿章,无疑是非常有用的资料。李鸿章71岁之前所为,无非是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戎马”生涯,及佐政晚清所全力推行的“洋务”。《上李鸿章书》对这两项都有评述。

对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看法

我们今天说到李鸿章,似乎没有人不讲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原因就是他组织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但《上李鸿章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明之闯贼,近之发匪……溃裂四出,为毒天下。”可见,在孙中山看来,李自成是“贼”,太平天国是“匪”,他们是在“为毒天下”。李鸿章对起义的镇压,孙中山虽然没有论及,但从他对太平天国等的定性可以看出,是支持李鸿章的,不但无“罪过”可言,而且应属是对社会的一种功德。后来,很少有人敢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就《上李鸿章书》看,孙中山这时的思想还是以改良主义为主的。也可能我们会说,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孙中山说如上那番话,似乎并不奇怪。但我们千万不要忘掉,孙中山是一个未几便发动起义,志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家,他对太平天国及捻军的看法,恐怕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是“传统”的观点。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否认起义具有两面性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纵观历史,成功的起义推翻旧王朝,建立的不过是个新王朝。新王朝对被统治者采取一些让步,政治上有所改革,经济上有所发展,在促进历史进步上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王朝的代替大多都只不过是以新的渐进的腐朽来代替已经无可挽回的腐朽。至于不成功的起义,虽然对旧王朝加速走上死亡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对当时的广大老百姓来说,往往是灾难。

太平天国、捻军与历史上的起义还不完全一样,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时代。晚清已经到了进坟墓的时代,而就太平天国建都之后的一系列做法看,它实际不过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在争取自己做皇帝。起义纵使成功,建立的也还是封建政权,维护的仍然是封建体制。孙中山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在西方政治体制的熏陶下,凭着对时代气息的感知,是不会支持再建帝制的,所以他反对太平天国,无疑是有基于此这一点的。孙中山在改良幻想彻底破灭之后,发动建立民国的起义,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至于捻军,史学界多认为它具有很强的流寇性质: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社会上下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因而,孙中山对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做法的肯定,提醒了我们:“刽子手”的提法大有必要给予重新审视。

这就常理而言,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官员,作为儒家传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和捻军采取镇压的态度是再正常不过的。他要不这样做,不作为“刽子手”,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清政府官员中没有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人,只要他们支持镇压,实际也都是“准刽子手”。

对洋务运动的看法

71岁之前的李鸿章执掌晚清政府大权,所干的主要大事就是兴办洋务。所以,评价李鸿章最重要的自然就是如何看待洋务运动这段历史。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对这一点,学界几无二辞。孙中山之所以写《上李鸿章书》,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一点。信的一开始,孙中山介绍了自己的背景:“窃文……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认为自己熟知洋务,而“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所以他才“望风而兴起”,“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

孙中山在信中充分肯定了洋务运动的功绩。“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这些文字看起来,是对时局的评述,实际是对李鸿章佐政推行洋务的肯定。因为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主张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是李鸿章。为推行洋务,李鸿章特别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洋务队伍的建设。信中说:“窃维我中堂自中兴而后,经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为急务。建学堂,招俊秀,聘西师而督课之,费巨款而不惜。遇有一艺之成,一技之巧,则奖励倍加,如获异宝。诚以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认为李鸿章的这些做法都是为“奋筹富强之术”的重要措施。

信中特别讲到李鸿章施行洋务的艰辛,主要是在朝廷所受到的阻力。因为中国是一个几千年都闭关自守、视海外诸国为夷蛮的国家。封建帝制,迭替至晚清,在外人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全面入侵下,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下,清政府腐朽的政局有如危巢,风雨飘摇。是固守传统,仍以为海外诸“夷蛮”不可与我中土教化之区相与语,还是正视现实以作积极回应,这是晚清政府政界中的最大纷争。孙中山认为“方今中国之不振……尤患于不知(智)之人多”。这种“不知”之人就是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闭关自守、不知变计的人。这种人在晚清政府中占优势。所以李鸿章“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窃尝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尝脣为之焦,舌为之敝,苦心劳虑数十余年,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津关之一路。”“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孙中山对李鸿章的高瞻远瞩、先众人一筹,知道必须有所变计,对李鸿章的力排众议,深斥守旧,全力从事洋务是十分赞赏的。正因为李鸿章搞洋务阻力重重,孙中山在信中不无感慨:“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李鸿章所为,是大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的。李鸿章为此而“不遗余力”,甚至敢于不避“人君”,公然在慈禧太后面前承认自己是康党,此举之何等了不得,自不能不令世人佩服!

《上李鸿章书》这份历史文献,对李鸿章的评述是很客观的。虽然它是孙中山希望得到李鸿章知遇的一封书信,但血气方刚、充满自信、正直为人的孙中山,在信中并没有对李鸿章有半点阿谀。孙中山对李鸿章的真实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进步阶层的观点,是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对李鸿章的普遍认知,所以,它对我们今天评价李鸿章,特别是怎样站在当时的立场上看待李鸿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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