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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达人"李鸿章的奏折功夫

时间:2011-11-15 09:35来源:人民网 作者:雷颐 点击:

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 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 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 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咸丰皇帝、恭亲 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 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之稿。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 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 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 ,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 "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 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 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 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绕道走"想 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 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

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 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 析点评。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 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 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他的 "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本文摘自《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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